蒋介石偕宋美龄、陈布雷等由九江飞抵广州，召集长官会议，研究和平解决桂局办法。蒋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粤会谈，李、白以疾为辞，派李品仙为代表见蒋。12日，蒋续召余汉谋、陈诚、钱大钧等会商桂局。

参谋总长程潜电询桂军高级参谋刘斐，广西方面有无谋和可能，刘复电希望分途进行敦劝。程即与何应钦联名电蒋介石（时尚在庐山）建议主和。蒋复电同意，并要程赴广州详商。程即电约刘去广州见面。是日，刘抵广州与程晤面后即往见蒋。蒋问刘桂事如何解决，刘答：“只要不自己打自己，而是从事抗战准备工作，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表示首肯。13日，刘返南宁转达蒋对和平解决桂局意见，并认为蒋处境不佳，确有谋和可能。当即商定以蒋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和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等三点为基础，拟定六项条款。

行政院第274次例会决议，派孔祥熙、蒋作宾、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秦汾、徐廷瑚、钱天鹤、蔡无忌等23人为农本局理事，陈振先为总经理，钱永铭、邹秉文为协理。

德王赴百灵庙，称因“察蒙经费困难”，下令结束蒙政会事宜。

日商钟纺社以120万元收买天津华新纱厂，改名为公大第七厂。

1937年8月11日

日舰20艘护送运输舰五艘向上海运兵。日本动员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与日侨义勇军团等共一万余人；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

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张治中立即作出部署：一、第87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前进至市中心；二、第88师前进至北站与江湾间；三、炮10团第1营及炮8团进至真如、大场；四、独立第20旅及驻松江的一团进至南翔；五、炮3团第2营及第56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六、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第4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密电蒋介石称：“发现杭州湾出口洋面停泊敌舰约念（20）艘，阵容甚整。昨夜9时以后，并有敌舰三艘先后驰泊金山卫，用探照灯向乍浦一带探视。……判断敌有以海空军扰乱我沿海及杭州湾企图。”

军事委员会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10师、83师、85师经易县向南口挺进，支援汤恩伯军作战。

日本为扩大虹桥事件，驻上海总领事冈本提出无理要求：一、将上海保安队撤退；二、将上海保安队已设立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中国政府必将此事照外交方式解决，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际即大举增兵上海，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上海领事团鉴于虹桥机场事件后局势严重，向中日双方提出备忘录，要求避免足以破坏上海治安与和平的一切军事行动。

汉口、重庆、长沙、宜昌等地日本领事，今日一律下旗赴上海。

汉口日领事署接到东京最后训令后，日领松平即通知我方，彼等已定于11日下午4时下旗归国，所有留汉日人一并退走。日领事离汉后，日租界即由我方正式接管。市警察局对日租界内行使警权，决定设立一直辖派出所。

日本将察哈尔、绥远、山西三省北部划成一个地方区域，隶属伪“蒙疆自治联盟”。

日本宣布台湾高雄港为要塞，并公布《事变特别法令》，对台湾民间横征债券。

日本首相及外、陆、海三相举行四相会议，决定派两个师团至上海。日本海军军令部首脑会议主张抓住时机，“在近期里再次行使我们的实力”，避免“留下祸根，贻误将来”。当夜11时55分，日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指示。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撤销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组织之“国防会议”及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组织之“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凡11条九款，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由下列成员组织之，并由主席指定常务委员九人：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五院院长、副院长。三、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其他各关系人员遇有必要时，由主席通知列席。国防最高会议之职权，为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及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条例》第六条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国防最高会议设国防参议会，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之。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在国防会议上分别作长篇发言，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指导方针，详细阐述意见。周恩来指出，首先，抗战必需有坚强的决心，进行整个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其次，作战方针必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采用游击战术，交通大道要坚壁清野，组织敌后民众，进行山地、农田地的游击战、运动战。第三，军事动员时，应将一切部队编入战斗序列；军区划分不必根据历史关系，应以每一军区可独立作战为原则，同时要运用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强调指出：“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叶剑英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的政策与战略的发言。中共代表的意见，对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对出席会议将领的作战指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5路军副总指挥兼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确定留在南京中央工作。

绥远境内蒙政会全体委员电国民政府，代表绥属各盟旗竭诚拥护中央，誓作抗战后盾。

周恩来、朱德与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内容，双方议定发表中共宣言的同时，蒋介石须发表谈话，发表边区政府组织，发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部，红军改编后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国民党方面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改编各地游击队，并开始释放部分在狱的中共党员。

实业部电令各省严防奸商操纵物价。

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由上海抵南京，访白崇禧、刘湘、龙云等。

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在上海创设伤兵医院。

交通部令各轮船公司迅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停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

上海日商印刷业工人200余人全体罢工，请求到前线杀敌。

汉奸池宗墨在唐山组织伪政府。香月清司派小林原田充伪北平维持会顾问。

1938年8月11日

日机70余架分三批狂炸武昌、汉阳，投弹200余枚，死伤民众800余人，华中大学被炸。次日，日机72架炸武昌、汉口，投弹350余枚，死伤民众700余人。

空军炸九江日舰，报称炸沉三艘，重创五艘。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一部于曲阳县高门抗击日军进犯，毙伤敌150余人。

被困于上海胶州公园之“四行仓库孤军”第88师“八百壮士”，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悬挂国旗，与公共租界白俄商团发生冲突，被商团打死二人，伤94人，团附谢晋元等16人被扣留。

青海省举行祭海大典，到各蒙、藏王公等2000余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主祭并讲话，号召各民族精诚团结，一致抗战。

1939年8月11日

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克复晋东南沁源，残敌窜回沁县。长治、壶关之敌亦于13日西退。

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声称日、汪双方对在广州开展和平运动，意见已完全一致，日军不仅支持汪精卫广播讲话，且愿尽量给予援助。

蒋介石发表《再告各界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要求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实行精神总动员，实践国民公约，协助地方整理财政，剔除各种积弊，帮助政府实行“管、教、养、卫”。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第120师358旅和王世英，指出阎锡山自秋林会议以后，日向右转，最近许多布置都是有害于抗战，有害于山西内部之团结，有害于同共产党、八路军之合作的。因此，应给阎锡山的进攻以反攻与抵抗，以巩固原有阵地。采取一切办法在政治上、组织上整顿和巩固党，使党成为短小精干、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第九战区通令邵阳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立即停止办公。办事处被迫关闭，人员撤到桂林、重庆。该通讯处仍继续工作到1940年9月结束。

香港报贩工商联合会召开各区报贩代表大会，商讨改善同业生活，并一致决议拒售汉奸报纸。

烟台工人发生反英运动，一部冲入英领馆。

英国政府决定将天津租界刺程案四华人嫌疑犯移交给日方。决定作出后，英国各界立即一致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