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水证据链缺失

最为考古学界所诟病的，是作者对于积石峡洪水是大禹治水中的大洪水的推导缺乏证据。

科学家们计算得出的洪峰流量大约为40万立方米每秒，相当于积石峡黄河平均流量的500倍。应该是万年一遇的大洪水。

虽然论文作者们没有讨论这场溃决洪水向下游的演进和影响，但指出近代以来类似的溃决洪水确实可以向下游传播很远的距离。文章中列举的一个例子，1967年，一个体积仅为6.4亿立方米的溃决洪水曾沿长江向下游传播了1000公里以上。因此，体积为110-160亿立方米的这场史前溃决应该可以轻易向下游传播2000公里以上。当这场洪水到达黄河下游平原时，很可能造成了天然堤的溃决，从而引发了多年的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作者说，从考古资料推测，黄河下游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重大改道时间，积石峡洪水可能是造成这次改道的原因。在新的天然堤-天然河道建立起来前，这种大范围的泛滥会反复地发生。

论文作者之一，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者David Cohen 说，“尽管洪水对黄河下游的灾难性影响不及对上游喇家文化那么大，但会是长期存在的。”

《史记·夏本纪》中有“导河积石”（或“道河积石”）的描述，大意是大禹在一个叫积石的地方开始疏导黄河。这个地名正好与堰塞湖遗址所在的积石峡，具有相同的名字。

David Cohen说，这是否仅是个巧合，还需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澄清。

大禹塑像

许宏表示，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大洪水只能在郑州以东，不可能产生在黄河中上游一带。中上游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可以往山坡上走，而中下游的开封豫东等地，形成地上河，才会有灭顶之灾，那种情况才需要治水。”

国内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大洪水的发生更有可能在中原地区。许宏在专著《何以中国》中引用了古史学家徐旭生的表述，“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 即洪水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流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青铜时代考古专家方辉表示认同：“该文与大禹治水联系起来，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试想，发生在青海黄河上游的一次地震或泥石流造成的灾难，与大禹治水能有什么关系呢？若寻求大禹治水的遗迹，无疑应该到黄河中下游去寻找证据。”

北大孔庆伟教授说，“论文的作者最好能够补充这样的数据，即公元前1920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点，特别是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地区遭受此次洪水的证据。换句话说，他如果能够提供某种模型证明黄河上游的堰塞湖垮坝之后，下泄的洪水能够洗劫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文章的说服力无疑会更强。而且从道理上讲，既然这次洪水破坏力如此之大，那么很容易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找到类似的证据。”

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海旺对《科学》杂志表示，公元前1920左右河南境内遗址没有洪水迹象。

夏朝究竟何时开启？

在《纽约时报》对这篇论文的报道中，受访的几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对从中国史书对夏朝的记载中找寻大洪水存在证据的做法也持谨慎的态度。

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先秦历史的Paul Goldin说，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相对较晚近的时候出于哲学和政治的考虑才进行传播的，所以认为其等同于对久远历史事件的追忆这种做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在他看来，中国的考古学者有一种思维定势，即“想证明所有的历史书籍和传说都存在基本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研究发现与历史典籍的描述相吻合不应该成为考古学家的本能思想。”

许宏指出，考古需要从实际材料出发，而现有考古材料对文献中关于夏朝和大禹的记载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他对历史典籍的描述保持敬畏存疑和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不轻言夏朝，说二里头（文化）极有可能是夏朝可以，但不能说它肯定就是夏朝，因为里面扑朔迷离，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铁证。”许宏说。“作者既采用历史文献中‘夏’的概念，又没有遵循它给定的时空背景，这个就显得比较拧巴了。”

许宏表示，在像甲骨文这样的自证性证据出来之前，不可能彻底解决狭义史学的问题，任何观点都是推论和假说，而不可能成为定论。公众把主流观点认为是定论，这种看法存在问题，“和我们中小学教育追求标准答案有关，实际上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的许多问题都是无解的、不可验证的。”

许宏说国内考古学者在微信群也对这篇论文展开讨论。有学者提问：这篇文章如果是中文的，在国内能发出来吗？大家皆说不可能，尤其是国内的考古学三大杂志《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又有人问：如果不谈大禹和夏，这文章能发出来吗？大家也说不可能。“那就考古研究的评价体系而言，是Science有问题，还是我们的三大杂志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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