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一个出身官宦家庭，名叫姚廷遴的人，在《历年记》中记载了其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他写道，崇祯十五年的上海，由于灾荒，满街都是死人，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由于光线昏暗，很容易踩到尸体。当地有数百名儿童被遗弃，这些孩子只能在路边讨饭为生，后来便有人将这些儿童杀害后烹食。姚还写道，食人者会专门挑选长得肥壮一些的孩子，仿佛是在菜市场里选购食材。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将人肉明码标价。有人刚倒地就被周围的人肢解殆尽，只剩眼睛还直勾勾地瞪着。街边的屠户若无其事地从死者身上刮肉，如同屠宰牲口一般，往来行人也习以为常。

匮乏之所以可以深深地左右历史的进程，是因为匮乏可以形成自我反馈而不断引发新的匮乏，就好像炸药被连环引爆那样，所不同的是，炸药在接连引爆的过程中会剧烈地释放出光和热，而匮乏被接连“引爆”的过程中则会剧烈地释放出苦难和暴力。

匮乏是可以传递下去的，而暴力就是传递匮乏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如前文所说，17世纪的灾害是全球性的，在匮乏横扫明朝之际，位于东北的女真人也不好过。这是由女真族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虽然他们也种一些粮食、畜养一些牲畜，但是渔猎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很大的比重，今天很多学者也把女真族视为标准的渔猎民族。

然而，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高，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表示：

“根据收入的稳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来看，手工业胜于农业，农业胜于牧业，牧业又胜于渔猎。但手工业是附于农牧的，牧畜、渔猎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条件，狂风暴雨会摧残牲畜，农业也有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但比牧畜渔猎要稳定”。

在上述这几种生产方式中，渔猎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到气候环境干扰的一种，当恶劣气候普遍来袭时，长城内的农耕区尚且到了人肉明码标价的程度，东北渔猎区的女真政权所面临的匮乏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匮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匮乏传递出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正是这么做的。

努尔哈赤（资料图）

北华大学清史专家王景泽教授曾经表示，“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舞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从1618年开始，后金和明朝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爆发，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女真军队对明朝边境和内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抢掠和洗劫，多次从关内带走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牲畜。

然而，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给女真政权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有不断壮大的力量。

由于长城内的农耕相较长城外的渔猎稳定，对恶劣气候环境的适应性更强，所以在明朝和后金（满洲）两个政权的交界处仿佛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渗透效应”，在八旗兵的“搬运”下，各种维持生存的资源不断地从内地流到关外，从“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浓度低”的地方。

在17世纪中叶，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由长城内外的不同地理环境决定的，人力无法抗衡，然而也正是这种因素给女真政权施加了巨大的匮乏压力，进而引发了强烈的劫掠动机，大大地加剧了明朝的衰落。

除此之外，人口往往随着资源迁徙，在女真政权不断地从明朝劫掠资源的时候，一些饱受天灾蹂躏的蒙古贵族也选择了投靠。皇太极对这些人表现了极大的善意，因为他急于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多出来的人口稀释了多出来的资源。要想让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权存续下去，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劫掠。

通常来说，当不怀好意的女真大军来犯时，明朝军队应该全力痛剿才对，可是女真军队却犹入无人之境，屡屡得手，因为当时的明朝军队大多面临着极度的匮乏，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崇祯十年（1637年），明末军事将领卢象升曾经写了一份公文，描述他在巡视边防部队时的所见所闻。

文中说，他巡视北境时正值隆冬时节，自己穿着裘皮都冻得发抖，而当地的很多士兵竟然连衣服都穿不起（身无挂体之裳）。在武场列队的时候，不断地有士兵冻僵倒地，有的士兵甚至连鞋和袜子都没有，他看了以后忍不住掉眼泪。在第一线迎战的边防军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的军队。更有甚者，有的士兵只能典当自己的衣服和鞋以换得一口饭吃，甚至到了“鬻子出妻，沿街乞食”的地步，也就是卖掉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上街乞讨。

卢象升还说，边防军队的战马配备不齐，而仅有的一些战马也都“羸瘦不堪，加鞭即倒”，战马已经瘦到了一鞭子就能抽倒的程度，这样的军队何谈保家卫国呢？

在极度的匮乏之下，明朝连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都难以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帝国除了轰然倒地，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