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治理手段。

在国家内部，为了能够顺利地将党和国家的政策贯彻到基层，也为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当前比较重要的治理手段就是自上而下的责任监督。

责任监督客观来看是负向激励，轻的要诫勉谈话、警告处分，重的要撤职甚至查办。不仅各层级一把手无法承受其重，一般干部也无法承受其重。而自上而下的强问责，必然会激发下一级干部采取策略化的避责行为。

如何避责？一方面对上报喜不报忧，将成绩向上夸大，将问题缩小或者压在基层，因此主动将向上传递的信息进行截留、筛选；另一方面，对下强激励，层层加码，提高治理标准，很多地方都搞千分制考核，每月或每季度以乡镇为竞赛主体搞观摩或拉练，强化乡镇基层执行偏离实际的政策，强化他们想尽办法创造脱离实际的政绩。

最后来看治理校正。

治理失真发生后，比较可靠的是一线治理主体——包括乡村两级以及下沉到乡村的干部——和基层群众自下而上地反馈给上一层级主体，然后采取校正措施。但是就当前治理事实而言，整个治理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相对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反向监督或反馈。

群众最知道治理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需要，但是很少有能够发挥良好功能的社会反馈机制。对于这点，北京将12345强化为社会反馈机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另外，就是没有开放对基层干部的反馈渠道。基层干部当然知道政策的执行可行性，但是基层干部只能被动讲政治，只能接受并完成任务，不能反向讲政治，没有向上反馈的空间，所以即使是被歪曲的政策，也只能被歪曲地执行。

2023年3月28日，“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庆阳市多县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数字造田”、违规施肥、乱修田间道等诸多造假乱象。

三、影响

治理失真违背了客观规律，肯定会造成非常多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基层治理中尤为明显。

一是基层治理内卷。

治理失真要么超越了当前基层治理需要，表现得比较激进，要么落后于当前基层治理需要，表现得比较滞后。总体上看，前者为多。激进化的治理必然要投入更多资源，但是治理成效并没有随之增长，反倒是出现了治理内卷。

比如，在农村环境整治中，农民院子里的柴草都按照城市标准堆放，农民不配合，就由乡村出资组织人员帮助收拾，一时达到了上级的要求，但是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习惯，过不了多久，又回归散乱的样子。还有如产业扶贫项目、村集体经济增长等，很多都出现了无效治理的内卷现象。

二是体制的高消耗。

治理不符合客观实际，还要动员体制成员去落实、完成任务，就会对体制造成高消耗。

首先是体制资源的高消耗。2024年5月在西部B乡镇调查，一位乡镇干部介绍，因前几年项目投资过多，造成了许多负债，全镇背了4000万元，现在所有项目投资都停下来了，上面要求先将债务化解掉。当前全国很多县乡都负债严重，一些地区财政保吃饭、保运转都已出现了问题。这些债务很多都是为了完成治理失真的任务而造成的。

其次是体制人员的高消耗。治理失真常常包装成积极有为的外表，动员体制成员想办法创造条件完成，但是体制成员特别是基层干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自己使力，多做工作多想办法，“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模式就自然形成了，基层干部都如上紧了的发条一样不断运转，疲惫不堪，消耗严重。

图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三是干部与群众的疏离。

国家的治理体系拼命运转，但若将海量资源投入到并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对象上，社会往往不会买账。直观表现就是“干部在拼命干，群众在一旁看”，“一些复耕的土地，群众不愿意种，最后只好由基层干部自己耕种或请大户代耕”等。

这些现象无疑会不断削弱基层干部在群众中的权威。当前，基层干部很难动员群众，基层干部到村里去检查环境，拍照上传系统，村民多会认为他们“又在瞎搞”“又在摆拍”。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不断疏离，将对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都造成新的困境。

治理失真造成的这些负面问题，影响是深远的，需要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也正在跨越乡土中国，过渡到城乡中国，未来还要迈向城市中国。

在这些大转型过程中，需要国家精准掌握基层社会快速变迁的客观实际，作出准确判断，形成良好的决策，并建构起有效的反馈机制，能够及时校正失真的治理。这样将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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