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某天，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靳伯声带了一卷山水图来上海见著名画家谢稚柳。这幅长卷正是北宋王诜的《烟江叠嶂图》。整幅画高45厘米，长166厘米，青绿设色绢本，画中云山高叠，杂树丛生，江水辽阔，云烟迷濛。坡岸间驾一曲桥，樵夫担柴往来其间，江中小舟一叶，渔夫正撒网捕鱼。画后有苏轼题诗二首并跋，以及王诜所作的和诗二章并跋。此画经《宣和画谱》著录，故画前有宋徽宗以瘦金体所写的题名“王诜烟江叠嶂图”，以及宣和内府诸印，又有乾隆、嘉庆至宣统年间的内府藏印，全卷题跋完整，流传有绪。

谢稚柳认为这是真迹，随即上报给了上海博物馆“文管会”，讨论相关鉴定收购事宜。但是在这场讨论会上，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张假画，理由是过去几十年，这张画曾屡次在上海滩上流转，而且价格很低也没有人买。既然卖不出去，必然有“假货”的嫌疑。甚至还有人质疑谢稚柳的“眼力”，打趣他“怎么把这样的假货拿出来给大家讨论？”既然专家们意见不一致，这次收购就未能进行。此画后又被靳伯声带到北京，据说北京的专家们也认为这是赝品。

晚年的谢稚柳与夫人陈佩秋

但谢稚柳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这张画同王诜另一幅传世画作《渔村小雪图》笔意一致，应该是真迹不假。因此1957年，他又再度遇到靳伯声时，就要求其将这幅画再次带到上海，想再看一次。就在这次鉴赏之后，谢稚柳决定买下这幅画，他以当时1800元的“巨款”，分三期买下了这幅画。

六十年代初，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来上海公干时，也在谢稚柳的家鉴赏了这幅画，他认为当时自己和北京专家们都“看走了眼”，竟错过了这样一幅书画俱佳的宋画。

谢稚柳买得这幅长卷后，将自己鉴定此画的心得，以“老莲体”小楷写成千字长文，想装裱于画后。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是此画的材质、尺寸、印鉴、题跋及残损颠倒字，与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记载一致；二是这幅画中体现出来的王诜的笔墨风格与他另两幅传世画作的《渔村小雪图》和《溪山秋霁图》一致；三是从字体风格，落款时间的角度证明了这幅画中苏轼、王诜书法的真实性。

可是画还来不及重新装裱，风波就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发生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谢稚柳因为收购《烟江叠嶂图》而被批判“与公家抢购文物”，有人说他“明知是珍品，故意在收购会上不吭声”，“以文管会鉴定为假物为名，退回物主，再低价买进”，莫须有的罪名纷至沓来。最终，此事被官方定论为“谢稚柳身为国家文物收购鉴定委员会的负责人，利用职权与国家抢购文物”，并要求谢稚柳将全部家藏书画上缴。这张《烟江叠嶂图》由此才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

但上海博物馆起初并不重视这幅北宋画作，长期以来，它一直被列为二等藏品，其真实性一直饱受质疑。1976年，博物馆还请到了著名书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主持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的徐邦达再次对其进行鉴定。徐邦达认为，《烟江叠嶂图》画的部分基本可以确定是真迹，但是其书法部分不真，除了“笔画滞顿”这种纯主观的感受外，他还列举了以下主要问题：一无画押，与周密在《过眼云烟录》里的记载不符；二画卷与书幅分别采用了不同质地的绢，前者细腻光洁，后者色深粗陋，怀疑这部分是经后世“染色”的假货；三书幅中有错别字，“语特奇丽”被写成了“语持奇丽”，怀疑这是临摹时的错误。

徐邦达在书画界人送雅号“徐半尺”，据说画卷展开半尺他就能判断真假。这当然是基于他平生接触了大量字画，又自幼师从大家学习绘画和鉴定知识，多年积累而来。但鉴定时，他短短的“惊鸿一瞥”，是否就能给这幅命运多舛的《烟江叠嶂图》定下这“半真半假”的结论？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徐列出的几大问题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这幅《烟江叠嶂图》是一幅书画俱佳的真迹。

她专门撰文解释这些“疑点”，首先关于错别字，原作中“特”字左边的原绢早已残破，修裱后没有接笔，因此“特”字看起来就像是“持”字。

其次，为何画幅的绢质要比书幅的绢质更为光洁鲜亮？钟银兰认为《烟江叠嶂图》是先有画而后题诗，从诗作的落款来看，四首和诗是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完成的，题写完成的时间可能更晚，书画长期分离，两者使用的绢质不同很合理，画幅使用的可能是质量上层的“院绢”，而书幅使用的是次一级的“非院绢”。

至于周密所记载的花押，钟银兰认为周密在《过眼烟云录》里三次提到此画，但只有一次提及“花押印记”，很有可能是笔误。她还引用前文提到的张珩的观点：“前人的记录对鉴定是很好地参考资料，……但是这类著录书籍多辗转传抄而来，发生脱误，乃至被后人妄改也很常见，因而不宜将它作为唯一的证据。”

“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对此前抄家的物资落实政策。谢稚柳抄走的书画，都保存完好，一一归还，唯独这张《烟江叠嶂图》没有被归还，博物馆想以1800元的价格收购。谢稚柳没有同意，双方就此僵持了数年。1997年，新的上博领导班子将如何处理《烟江叠嶂图》提上日程，最后还是由钟银兰奔走联系，在征得谢稚柳的同意后，提出了“上博先将此画退回给谢稚柳，再由谢稚柳本人自愿捐献给上博”这一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

知名古书画鉴定家、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1931-2021） 澎湃新闻

当年谢稚柳买下这幅《烟江叠嶂图》时，一时难以凑齐画款，因此还卖掉了自己珍藏的一幅石涛的荷花。由于此画长期在市场上乏人问津，又颇有争议，担负“中介”之职的靳伯声觉得可以帮谢稚柳向藏家还些价。谁知藏家一听说有人要买，竟坐地起价，从之前的800元升至2000元，最终谢稚柳还价到1800元成交。

此画经鉴定为真迹后，大家都赞叹谢稚柳眼力好，能力排众议拿下这幅国宝。殊不知，这眼力的背后还有“故事”。著名书法家潘伯鹰曾送过好友谢稚柳一卷诗词手卷，其跋语上写道：“展子虔游春图，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及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今皆在张伯驹家，稚柳与余皆见之……”原来这幅《烟江叠嶂图》曾是近代鼎鼎有名的大收藏家张伯驹的藏品。而也许这才是促使谢稚柳不惜凑钱也要买下它的真正原因。

王诜在《烟江叠嶂图》上最后一首和诗的落款时间是元祐己巳正月元吉，那是公元1089年，上海博物馆正式接收谢稚柳捐赠这幅画是公元1997年1月，历经九百余年。在此期间不计其数的人临摹赏玩过这幅画，他们中有帝王，有文臣，有权贵，有才子，正是这些人所构建的清晰传承脉络，才让这份国宝跨越近千年流传下来，使其颠沛流转的轨迹本身，也成为其历史价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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