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海上封锁：可能性及其悖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随着国际权势结构的剧烈变动，美国以巩固全球霸权、维持“全球领导地位”、挫败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变更国际秩序”为目标，开始以中国为头号战略敌手，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科技等“全政府领域”，积极与中国展开战略博弈。在此过程中，有关利用海上封锁以应对大国竞争甚至在未来大国冲突中取胜的话题受到美国战略学界的关注。在此过程中，与美国长期存在重要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的中国已经成为诸多美战略学者想象当中的主要封锁对象之一。

事实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效应的不断积聚和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显著增强，美国战略学界便不断渲染中国军事实力的上升及其对地区实力平衡的所谓“破坏”，有关未来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设想也开始大量出现。总的来看，美国战略学界大多认为，美国旧有的、主要以打赢反恐战争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目前已远远无法应对中国军力发展所构成的“挑战”，因此调整其军事战略势在必行，他们为此提出三种目标、途径和利弊各不相同的战略模式供美国决策界参考。其中，“海上封锁”战略格外引起美国战略学界的关注。

图中左侧白色实线为“第一岛链” 。（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不少美国战略学者看来，应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崛起，当下美国的主要战略优势之一，是其对海洋等“全球公域”秩序的主导，尤其是美国控制着世界主要海上商道和战略咽喉通道。早自二战结束，特别是英国宣布自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出武装力量以来，美国海军实际上便控制了连接东亚和中东的主要海上航线，并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达成了海军和部队准入协议。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海上贸易和海外能源进口，美国可以通过结合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主要是海军），封锁“第一岛链”以防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在第一岛链内外设定海上禁区，以拦截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超级油轮和超巴拿马型货轮，没收和出售可疑船只，或迫使这些船只绕道而行。

通过海上封锁，美国有望阻断中国绝大多数的海上贸易，严重削弱中国的经济，使其无法正常获得所需的物资，最终逼迫中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从而获得胜利。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不断提升，近距离封锁有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美国战略界认为，必须切记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名言——“一条战舰只有愚蠢至极才会与陆上要塞发生战斗”，应将重点放在对华远距离海上封锁上。

即美国及其盟国海军将主要在中国军事打击能力范围之外行动，在距中国相对遥远的海峡和咽喉要道阻止中国海军前进太平洋，同时扣押和捕获（而非击沉）出入中国的商船，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美国战略学界目前普遍认为，随着中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西太平洋区域的攻防平衡已发生了更有利于防御的决定性转变。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陆基火力面前，美国将武装力量投射到中国大陆成本高昂，其继续维持海洋控制的努力亦面临极大困难。因此，与“大陆打击”（Mainland Strikes）或更早的“空海一体战”概念相比，海上封锁的战略益处主要在于：美国不需要袭击位于中国大陆的指挥中心、雷达站和陆基导弹发射场，不需要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军事打击，也不需要在“第一岛链”之内采取海上军事行动，相对成本（或损失）较小且收益较高。

同时，该战略对盟国的要求也不高，美国的一些盟国和伙伴国海军可以参与封锁行动，但由于这些国家并不主动攻击中国军事力量，因此中国不会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报复。另外，与直接攻击中国大陆的军事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相比，海上封锁相对较为温和，这将避免引发战争的升级（甚至核升级），同时也不会使美国陷入一场与中国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中。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切断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在内的商品交易，被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是美国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甚至在未来一场大战中所谓“击败中国”最佳和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此过程中，美国有望以较小的伤亡甚至零伤亡代价取得决定性收益，这正是李德·哈特所极力推崇的“绝佳战略”。

尽管存在诸多想象当中的好处，但很多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些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轻松和不流血”的海上封锁击败中国的所谓设想，既低估了海上封锁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政治挑战，同时也严重高估了封锁自身的战略价值。

首先，对于美国海军而言，远距离封锁中国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包括大隅海峡、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巴士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等海上要道都必须受到有效和不间断的控制，这对于目前因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FONS）能力已严重透支的美国海军将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

其次，对华实施海上封锁将对美国自身的现实利益与国际形象构成重大冲击。在几乎完全不可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对另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展开海上封锁，这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接受底线。尤其是，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量，早已成为世界工厂，并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与美国也存在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双边贸易关系。

再次，对华实施海上封锁还必须得到第三方的有力协助。尽管依然维持着唯一的全球海上力量，但由于中国海军实力的不断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必须借助其海上盟国的力量。为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还必须得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非条约盟国的支持（至少是默许），而其中很多国家的态度目前亦存在巨大变数。

与上述问题相比，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在于：在何种情势（和平博弈、有限冲突、大规模战争、核大战）下，美国才能决定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

其一，在和平博弈过程中，中美之间经济上的高度依存使得美国对华采取封锁的话，自身也将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二，在有限冲突背景下，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于保卫重要利益而非生死攸关的利益（vitalinterest），为保卫这个利益对中国采取海上封锁，自身同样将付出高昂代价，很可能会得不偿失；其三，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核大战，已不需要考虑海上封锁实施的必要；其四，只有在大规模战争背景下，也即美国认定自身核心的、生死攸关利益受到中国挑战、美国情愿冒更大风险、承受更大负担、花费更高代价以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封锁。

与此同时，只有在认定无法迅速和所谓决定性地击败中国、常规战争将旷日持久并演化成为“消耗战”的前提下，美国才会考虑实施海上封锁。归纳起来就是，美国只有在特定场景下才会考虑实施封锁，届时它必须承担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代价，而且要对两国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取得盟友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全力支持。上述前提缺一不可，否则，即使美国愿意冒险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不仅如此，纵观历史，海上封锁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实际上被远远夸大了。尽管受到诸多战略大师的反复鼓吹，但有更多的学者指出，海上封锁虽然一直是军事成功的一部分，但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政治结果，它从来都不是战略或战争胜利的关键。成功的海上封锁能够为陆上战役的成功创造条件，但仅靠封锁自身却无法赢得战争或完全实现战略意图。

从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是陆上战场而非海上封锁最终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因此，将腓特烈大帝和库图佐夫、布吕歇尔及惠灵顿公爵的军事天才贬低成为英国海军战略的副产品显然是错误的。例如，拿破仑战争当中英国海军对法国的封锁“不能证明其对法国在欧陆的战略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打击，法国虽然失去对海洋的控制，但也并不意味着其资源和耐力已被减弱到了危险的地步。因此，并不存在......英国海上力量对法国的绞杀”。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鼓吹通过“轻松和不流血”的海上封锁便能够击败一个国家（特别是陆上大国）的断言，显然严重低估了海上封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政治挑战。历史已反复显示，单独采取海上封锁以迫使一个国家屈服，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成功的先例。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对斯巴达的海上封锁到20世纪美国对古巴延续数十年之久的海上封锁的诸多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很多美国学者自己也承认，所谓“不流血的远距离封锁”并不是让中国“屈服”于美国的灵丹妙药。即使美国未来真的对中国施加海上封锁，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不可能不对国际经济或美国自身的利益与国家形象造成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海上封锁是胜利的有效辅助手段，但绝非是秘密武器，更不具备部分学者眼中的所谓“神奇功效”。在封锁的过程中，美国的国家资源运用将达到极限，并伴有未知的外交和军事风险。必须牢记历史：无论是确保战争胜利或是确保国家战略成功，单独动用海上封锁过去没能完全奏效，将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策略仍将继续失败。

美国精心策划多条对华封锁岛链。（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国际权势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演进到了一个关键历史时期。当下，一个处于崛起当中的、潜在的世界强国与一个正处于相对衰落当中的、致力于维持现状的霸权国家之间的绝大多数摩擦发生于海上，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主要将由彼此海军间的冲突而引发。

尤其严重的是，这两个洲际规模、彼此激烈竞争且均拥有核武器的强国，都严重依赖海上贸易。尤其是中国，其作为世界级经济强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海上贸易和海外能源输入的畅通无阻。这一史所罕见的情况的存在，正是近年来有关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的假定引发当下美国战略学界广泛讨论的直接原因。

随着历史的演进，海上封锁逐步从最早阻止敌方军舰出海、阻断敌方对外贸易的军事战略逐步向涵盖平时及战时、更高层级的战略模式转变。尤其是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为例证，海上封锁开始被认定为一种成本-收益比极高的战略选择，在特定历史时期已上升成为部分国家（尤其是海上实力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实现其国家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甚至主要手段。

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性质独特的社会当中，如果即将到来的战争并不直接关乎美国的“生死存亡”的话，美国公众不会容忍一场除了大量牺牲但却胜负不决的战争。只有那些目标足够“正义”、进程短促、结果成功和伤亡很少的军事行动，或者说，“压倒性及迅速的”胜利，才有望获得公众支持。

而海上封锁由于可以不依赖地面部队卷入而单独实施，因此被很多美国人视为“限制战争、甚至维护和平的手段”和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概念。甚至在部分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那里，海上封锁已成为对华战略博弈的所谓“卡脖子”手段，尽管他们对于此举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必须牢记，考虑到中美两国均为拥有核武器的巨型权势大国，中国和美国针对彼此的军事选择（包括海上封锁）均极为有限，且对双方决策者都不具有太高的吸引力。

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可能爆发的海上军事摩擦（更不必说战略性的海上封锁）一旦出现，就有可能迅速升级，并直接导致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引发双方均无法承担的后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主导者。在长期的霸权心态驱使下，美国已对其地区的主导地位习以为常，以至于它很难想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面对外界的威胁（或者至少是包围）会有何感想。对此美国根本不会换位思考。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基根曾经指出，战争永远不会从政治中消失，除非能够消灭战争爆发的根源。但不幸的是，大国冲突的首要原因从未改变，那就是竞争。

考察2017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进发展，由于美国对权势相对下降的恐慌和主要为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其政治精英已将中国视作美国自身问题的总根源，不断在各个领域加大对华战略挤压，将此作为维持和巩固自身全球霸权地位的主要手段。

拜登政府实质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甚至在意识形态、联盟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华的战略围堵力度。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目前在南海、台湾海峡和东海的海上紧张形势有导致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而特别令人感到忧虑的是，美国当前部分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于美国同其他大国间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丝毫不放在心上。

这一点，至少从当前美国战略学界在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的热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洋溢着浓厚对立色彩、与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的言论、假定和逻辑，战略效应极度危险，格外加剧了国际紧张气氛，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充分警惕和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