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都”一说怎么来？

这些都是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的文物与场景，很质朴，不言不语。而考古学者面对这些沉默的物件，除了仔细观察、比对、技术检测等研究外，还要依靠一种方法就是检索文献材料。

随机举几个例子，如《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都城记》说：“晋阳城北二里有唐城，尧所筑”。另《后汉书·郡国志》中的“唐县”引注：“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有相似记载。这还涉及到尧及尧部族曾有过迁徙活动。郑玄在《诗谱》中说：“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阎若琚所著《尚书疏证》载：“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于是，有了“尧都平阳”之说，同时也印证了“尧始都晋阳，后迁平阳”的这一说法。太原有另一个古名为“北唐”，唐尧由太原迁都平阳，因太原地处平阳之北，为区别初都太原之唐和平阳之唐，以地理方位为准，在太原之唐前面又加了个“北”字。

大家仔细看上文所引用的文献材料，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文献材料几乎都是后世文献，即使像《尚书》、《竹书纪年》（这些文献本身还存有真伪问题）的文献大约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更何况有些文献本身也存在真伪之争，也就是并不能从考古或别的途径看到当时的直接文献记载，我们所得知的关于尧乃至整个上古时代的内容，都来自后世追述文献，而且也包含了很多神话传说色彩。从这一点来说，将陶寺与“尧都”互证并断定并不恰当。

这就是文章一开头引用的徐旭生先生的那句话，“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也就是通常说的商被认为是“信史”，在此以前因为缺乏文字材料而无法确实，这与信不信是两码事。

如果用王国维的话来讲，就是“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方法。上世纪初，正是用这种方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当时大师王国维也十分自信地提出，既然可以将中国历史确证到商晚期，那么要将中国历史的起源再往上追溯也是十分可能的。——这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心底的梦。

因此，“对号入座”、“史从论出”的研究几乎从每一项重要考古发现的开始就存在了，也是我国考古的一大“特色”。但殷墟时代及其后的“历史时期”与前殷墟时代，在考古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对后者而言，使商王朝成为“信史”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地下文字材料（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而非个别字符）开始付诸阙如。几乎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乐观自信的考古学家就开始把严苛的“地下文字材料”放宽到没有文字的“地下材料”，认为从年代、地望、社会形态、文化特征诸方面把它们与传世文献互证、检验，也可以确定夏文化甚至五帝文化等，从而将中国的“信史时代”不断推前。

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再看陶寺的推论就比较清楚了。要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最初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什么时候考古学者又将对陶寺的“夏文化”判断改成“尧都”的呢？这是随着1980年代偃师商城的出现，对原本“二里头商都西亳”说造成冲击。在夏商断代有了新的认识之后，陶寺文化也出现了新的看法。据高炜先生梳理目前学界的认识是：“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

而且，从高炜先生的这段话中大家可以发现，在上古考古学中存在着两种话语体系的混用。用考古学者许宏先生的一张图片，就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问题。

图片来自@考古人许宏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