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纹陶盘

一是龙盘，即彩绘蟠龙纹陶盘。描绘在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似蛇似鳄，看起来像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陶盘的用处是盛食器或水器，但从彩绘陶盘的制作工艺来说，应是祭器而非实用器。这样物品在陶寺早期的几座大型墓中发现过，每座墓只有一件，有些墓出土的陶盘虽有绘彩但无蟠龙纹，由此猜测蟠龙图像有特殊含义，可能代表身份、也有可能是部落族徽。

鼍鼓、特磬（来源：《何以中国》书中截图，第10页。）

二是鼍鼓、特磬，鼍鼓是蒙鳄鱼皮的木鼓，特磐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诗经》中有“鼍鼓逢逢”这类描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为宫廷庙堂乐器。这两件器物主要在陶寺早期大墓中出现，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旁置石磐一件。从这两类乐器的使用来说，似乎当时已经有一些与“礼乐”相关的秩序，代表身份等级，也意味着权力的大小。只是从现有物件来看，还比较模糊，或许也可以猜测这只是“礼乐”萌芽时期。

近年陶寺大墓中，发现一座堪称同期墓葬中最高级的大墓，出土100多件套随葬品。一具船型木棺安放在墓室底部正中。木棺由一根完整的木头挖凿而成，通体红彩，上覆布质棺罩。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被高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三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戚（钺的一种）。棺木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4柄青石大厨刀和7块木案板，厨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当时案板上放着鲜猪肉。墓室周围还存有很多带漆木架的彩绘陶器、漆器、玉器等。

类似这样的大墓在已发掘的陶寺墓葬中，数量极少，不足1%。在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10%左右的墓随葬几件或一二十件器物。从这点判断，陶寺社会有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在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个很特殊的物品，这两件物品从我们一般的知识理解中来看意义非凡，但是从当时墓葬出土来看却又并非如此。

第一件是红铜制作的铜铃，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铜器。铜铃很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做工粗劣，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而非后来的合金青铜。然而，它的意义在于在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复合范铸造工艺，可能成为日后青铜礼器大量出现的技术条件。

但是，这件铜铃并非出现在大墓中，而是出现在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陶寺文化晚期。铜铃大约挂在死者腰部或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个铜铃也没有别的物件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这与后世的青铜时代有绝对的承继关系。至少在陶寺时代，铜器还不能称为礼制的代表，而我们也没法找到其他的证据说明陶寺的铜器铸造与日后在河南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有绝对关系，或者可以说也许这是多源起源。当然，这个铜铃也许还有别的解释。后来在陶寺晚期的一座中小型墓中也发现过一件铜齿轮形器，其中含砷，器物带在墓主人手臂，专家推测是饰物。

另一项则是类似文字的符号。这是在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在一件残碎的陶扁壶上，有朱红彩笔画痕迹。据观察过扁壶的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推测：“会不会是字？”随后也产生了大家对朱书符号的更多猜测，“易”、“尧”、“文邑”等观点频现，“尧”当然可与“尧都”这一猜想符合，而“文邑”是有专家认为这是夏邑。

陶扁壶朱书

对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许永杰教授有过一段详细的解析。

“现在学者多相信文献上讲的“尧都平阳”，尧的活动地域就是今天山西境内。现在陶寺是尧都所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陶寺发现了“文字”，在陶器上见到了朱书的陶文。但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陶文是写在一个绳纹陶器——扁壶上的。这件东西并不是陶寺遗址最漂亮的陶器，不好理解为“重器”。假如这个器物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具，那这么重要的文字——表明“文明”和“尧都”——会写在一般的器物上？第二个问题：这件写有两个文字的器物是绳纹扁壶，具有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主要在现山东境内）晚期的因素，“文”、“尧”写在“山东货”上？很难理解。第三个问题：陶壶上的两个字，其中一个是“文”，大家基本认可了。另一个字怎么认？发掘人何努说是“尧”；学者罗焜说是“易”，也就是阳光的“阳”，“易”或“阳”都跟尧相联系；《考古学报》执行主编冯时认为是“邑”，邑是指无城墙的聚落，“文邑”与夏相联系，夏的都邑叫“夏邑”，“文邑”就是“夏邑”。不过，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陶寺遗址发现城墙了，很难说是“邑”。第四个问题：现在我们不管把这个字认成什么，认定的基础都是跟甲骨文对比，以甲骨文“隶定”的。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是一个文字系统，但商以前的文字和甲骨文是不是一个文字系统？说不清楚。商晚期殷墟的甲骨文是大量的，但商早期的文字是什么样？商早期的二里岗遗址据说发现了文字，但就数个，和殷墟连接还有困难，也就是说文字目前能不能追到商代早期都很难肯定。另外，夏的文字如何，没有考古发现可以说明。夏族和商族不是同一部族，他们的语言相同吗？记录语言的文字相同吗？没有能够说明的证据。假设陶寺遗存是尧部族的遗存，尧部族和夏族、商族是同一部族吗？他们的语言、文字一脉相承的吗？龙山时代与商晚期中间隔着商早期和夏，时间误差相当大，用商部族的甲骨文去“隶定”尧部族文字可以吗？即使到东周时期，从大的方面来看文字是一个体系，但各国还有各国的文字，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用商的文字系统来给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字定位，应当说是有问题的。我这样讲不是完全否定，只是说有问题。”

然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告诉大家，当陶寺遗址出土现场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的时候，让在场专家不寒而栗——在这个陶寺都邑曾发生过一场“暴力革命”：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四五十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壕沟里堆积大量建筑垃圾，有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几座大墓中的残存回填现象等，让人猜测当时可能发生过一场人为毁坏运动。

墓葬现场（来源：《何以中国》书中截图，第3页。）

基于考古学者许宏的描述、推测，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而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又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显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但另一方面他也对“革命”后的陶寺有了新的疑惑：“革命”虽然削去了陶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但这个社会仍延续了百年左右才最后消失。在这百年里，陶寺失去了作为权力中心的都邑地位吗？抑或从控制整个临汾盆地到仅保有塔儿山以北的“半壁江山”？它的社会上层在“革命”中仓皇出逃、另择新都，因而导致陶寺的衰落？还是这处都邑接近无政府状态，在高度的阶层分化后，社会归于“平等”，陶寺人在“共同贫困”中走完了他们最后一百年的历程？陶寺人的最终下落又如何？真如有的学者推测的那样，陶寺人是被逼北上到了内蒙古朱开沟一带？不过，与二里头关系密切的东下冯势力在晋西南的出现，应该是陶寺衰亡之后一百余年的事了。那么，又是什么人逼走了他们呢？

而且从陶寺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尽管有阶层分化，但各等级又处于同一墓地，并没有发现独立王陵区。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估计。这或许是原始性的显现，也或许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