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势型性犯罪受害者的“自救”之道

由此看来，权势型性犯罪似乎真的如“无根之水”一样，难道受害者真的只能“吃哑巴亏”？

并非如此。至少在如此多涉嫌权势型性犯罪的“大佬”中，还是有一位真正“栽了”的，这就是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

2018年的“哈维·韦恩斯坦案”（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vs. HARVEY WEINSTEIN）曾被认为是权势型性犯罪司法审判的新篇章。本案中，针对曾经“权势熏天”的“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韦恩斯坦一级强奸罪和三级强奸罪[2]成立，并因此判处了韦恩斯坦23年的监禁。[3]

而值得注意的是，哈维·韦恩斯坦犯下的两桩案件，分别发生在2006年和2013年，距离其被定罪之日已足足有14年和7年之久，但最终韦恩斯坦仍然被定罪。

而本案对于“权势型性犯罪”的司法审判，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无论是权势型性犯罪的受害者，还是司法审判机关，都有着独到的学习和研究价值。

哈维·韦恩斯坦受审（资料图/EPA-EFE）

（一）受害者处于客观不适合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的情形——定罪关键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许多“老道”的权势型性犯罪的犯罪者并不会一口“吃干抹净”，声称自己没有与受害者发生过性行为，因为在交叉询问、多人证词和客观证据（如行车记录、酒店开房记录、监控录像等）的印证下，这种谎言很容易被戳穿，导致犯罪者的证词可信度急剧下降。

相反，犯罪者往往会声称，受害者乃是“自愿”进行相关性行为的。而这些“老道”的犯罪者，自然也不会留下“今天你来XX酒店陪我睡，否则明天你就收拾东西走人”等聊天记录这样“低级”的把柄。

在此情况下，受害者并非对犯罪者“无能为力”。其需要证明的，就是在相关性行为发生时，自己处于客观无法或不适合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的情形中。

或许许多人都不知道且无法相信，权势滔天的韦恩斯坦，竟然是栽在了一根卫生棉条上。在被起诉时，韦恩斯坦一共被提起了五桩诉讼，分别是：

1.两起攻击性性侵（Predatory Sexual Assault），A2级重罪，最高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2.两起一级强奸（Rape in the first degree），B级重罪，最高可能被判处5-25年监禁；

3.一起三级强奸（Rape in third degree），E级重罪，最高可能被判处1.5-4年监禁。

但最后，陪审团只裁定韦恩斯坦一起一级强奸和一起三级强奸成立，其中，对韦恩斯坦案定罪的关键（并为其带来了23年刑期中的20年）是一级强奸的受害者、瑞典电影人米里亚姆·海莉，其指控，在2006年6月10日，当她前往韦恩斯坦的公寓时，遭到了韦恩斯坦对其的强行口交。

陪审团认为，海莉提供了相当令人信服的并非自愿的证据，[4]主要原因正在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次强行口交发生在海莉女士女性生理期期间，海莉女士是被韦恩斯坦“脱去内衣、拔掉了卫生棉条后”[5]被韦恩斯坦进行了口交。显然，正常女性不可能愿意冒着在经期感染的风险，“自愿”由男性为其口交。

除此以外，韦恩斯坦得到的另外三年刑期，也和“受害者处于客观不适合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的情形”有关。

2013年3月18日，曾和韦恩斯坦有长时间经同意的性行为的杰西卡·曼恩，想招待自己的两位朋友去看百老汇，并介绍韦恩斯坦和他们认识，但韦恩斯坦却在四人的“早午餐”开始前，在登记入住的酒店内和曼恩发生了性行为。[6]

陪审团认为：曼恩当日的行程非常紧张，在这次性行为后没多久，便和韦恩斯坦一起与自己的朋友聚餐，因此在韦恩斯坦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曼恩主动同意在聚餐前不久与韦恩斯坦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截图

而本案也为权势型性犯罪的侦查和审判确定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参考：

在受害者客观不适合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醉酒、昏迷、重病、经期、孕期、（未建立亲密关系前提下）女性处于排卵期而男性拒绝使用避孕套、有明确的紧迫的时间安排（以至于相应的时间根本无法进行一次正常的性行为等）等——下，考虑到此类情形下，即使确实存在可能性极小的“仙人跳”等情况，男性出于理性及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应和女性发生性关系，故司法审判可以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承认，在受害者客观不适合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的情形下，受害者无法或不会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权势型性犯罪。

因此，如果中国的受害者遭受了权势型性犯罪，则受害者可尽力寻找证据证明该性犯罪发生时，受害者处于客观不适合做出针对性行为的同意的情形中。若受害者可以证明这一点，且犯罪嫌疑人又无法提供相反证据，则司法审判有可能考虑认定权势型性犯罪成立。

（二）对以往细节的清晰回忆、交叉证词等将增加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

在韦恩斯坦案中，陪审团就声称，海莉女士对细节的描述进一步增加了其可信性。海莉女士指称，这次口交行为发生在韦恩斯坦的公寓中的一间“挂满儿童画的卧室”，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韦恩斯坦的公寓中确实有这么一间装潢特别的卧室。[7]

而曼恩案中，曼恩对于事发细节的叙述符合常理且有其他证人交叉证词印证，也是其证词可信度提高的主要原因。

曼恩在庭审中称自己因为害怕，而在这次时间很短的性行为中向韦恩斯坦伪装了性高潮，[8]这一点得到了曼恩朋友迈雅的交叉证词印证——相反，如果这是一次经曼恩同意的性行为，那么曼恩并没有必要这么做。不仅如此，迈雅的证词中还提到，当曼恩很早以前向其倾诉这次性行为时，其用的说法是韦恩斯坦“径直向我走来”[9]然后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显然韦恩斯坦的这一行为未得到许可。

因此，若受害者在进行过程陈述的过程中可以论述更多细节经过，而这些细节是可以通过客观事实得到证明，且犯罪嫌疑人无法提供相反证据或对应的说明的，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会相应提高。

此外，如果受害者可以提供有交叉印证的证言，特别是多人时间较早的证言（如聊天记录等），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未经受害者同意就“径直”开始性行为的，且犯罪嫌疑人无法提供相反证据的，则司法审判可酌情考虑认定权势型性犯罪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