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铎】

菲律宾自小马科斯执政以来，在黄岩岛、仁爱礁、铁线礁、仙宾礁等地不断挑衅、制造事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不时与菲律宾开展“联合海空巡逻”和军事演习，高调炒作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为菲律宾的非法主张和侵权挑事撑腰打气。

与此同时，菲律宾以“认知战”手法在国际舆论场上炒热议题、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蓄意歪曲中国南海政策，恶意抹黑中国国际形象。

更有甚者，菲律宾还试图再次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做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讹诈。自去年9月以来，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等高级别官员不时扬言准备就所谓“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针对中国再度提起国际仲裁，还声称在几个星期内即能完成所谓的“起诉”证据准备工作。

针对菲律宾的政治法律挑衅，中国必然会采取强有力的应对和反制措施。菲律宾的冒险注定不会取得成功，也不会对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利主张和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利的合法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域外势力利用，进一步挤压中菲妥处争议问题的政治空间，打乱海上合作和规则建设的节奏步调，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海警船对非法进入中国仁爱礁的菲律宾船只进行驱离。视频截图

中菲南海争议的核心是什么？

在中国周边的海洋治理议题中，南海问题独特而复杂。它本质上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洋争端问题，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被裹挟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之中。

在此背景下，争端虽然整体得到较好管控，但一些分歧和摩擦仍不时出现，局势的复杂性、脆弱性显而易见。

南海问题由有关当事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而生，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又导致部分当事国的海洋权利主张出现大面积重叠。中国与有关当事国的南海主权、油权、渔权、执法权、管辖权之争，根源皆在于此。尽管地区和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但南海问题的核心始终未变，即岛礁领土争议和海洋划界争议。

中国和菲律宾隔海相望，交往密切，原本不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开始非法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1970年8月和9月，菲律宾非法侵占马欢岛和费信岛；1971年4月，菲律宾非法侵占南钥岛和中业岛；1971年7月，菲律宾非法侵占西月岛和北子岛；1978年3月和1980年7月，菲律宾非法侵占双黄沙洲和司令礁。由此，菲律宾制造了中菲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领土问题。

在南海，中国的陆地领土海岸和菲律宾的陆地领土海岸相向，相距不足400海里。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两国在南海主张的海洋权益区域重叠，由此还产生了海洋划界争议。

此后菲律宾不断加剧争端，袭扰中国渔船正常生产作业，野蛮粗暴对待中国渔民。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5年，在南沙群岛海域共发生菲律宾非法侵犯中国渔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事件97件，其中枪击8件，抢劫34件，抓扣40件，追赶15件；共涉及中国渔船近200 艘，渔民近千人。例如，2006年4月27日，菲律宾武装渔船侵入中国南沙群岛南方浅滩海域，直接向中国“琼琼海03012”号渔船驾驶台连续开枪射击，造成4名中国渔民当场死亡。

菲律宾可能提起的南海国际仲裁是什么？

与2013年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相同，菲律宾可能还会援引《公约》包括附件七针对中国提起新的国际仲裁。

按照《公约》规定，缔约国可以在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国际法院（ICJ）、《公约》附件七仲裁和附件八特别仲裁四种不同的争端解决方法之间进行选择。附件七仲裁是《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一种争端强制解决手段。

从程序上看，附件七仲裁的“强制”体现在仲裁的启动不需要争端当事方之间事先或事后的特别协议，只要争端一方按规定向对方发出仲裁通知，仲裁程序即可启动，无需对方的明示或默示的同意。

附件七仲裁的“强制”还意味着仲裁程序推进的单边性，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在一方不应诉时，申请方可请求仲裁庭继续程序并作出裁决，一方的不应诉并不妨碍程序的进行。其次，在争端各方就仲裁庭其余三名仲裁员的指派达不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作出此种指派并从中选派仲裁庭庭长。

附件七仲裁提起和推进程序的单边性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仲裁的基本原理，当争端当事方就仲裁事项产生分歧或无法形成合意时，仲裁庭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决定性地位，这可能使得附件七仲裁变成一种由单方意志决定的、在程序保障方面存在瑕疵的争端解决方式。

在目前国际的实践中，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肆意扩大管辖权，当事国“夹带私货”包装诉求，二者默契配合的情形并不鲜见。

一方面，法庭无视争端双方的争议实质，通过衍生问题、附属问题对案件确立管辖权的倾向愈发明显。另一方面，起诉方提起“临时措施”的门槛极低，以至于到目前为止，法庭从未因缺乏初步管辖权而拒绝采取“临时措施”的情形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