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2：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追问，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已经过了，（已经进入）第41年。在改革的道路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界限？

张维为：正好你提的是修宪的问题，实际上修宪里边最关键的就在《宪法》第一条：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我自己有个研究，就是中国共产党跟西方政党都叫党，但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儿。政党这个词英文叫party，法文叫parti，欧洲语言都是这样过来的。party来自part，是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方政党概念，说简单是很简单的，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团体组成，每个利益团体代表部分人，然后出来竞争，你51%，我49%，你赢我输，就这样的逻辑。

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为什么？“文明型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它是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国家部分利益党的制度的话，国家马上就解体了。明天就会有上海党、北京党、天津党、无锡党、济南党，然后去打仗。

所以坦率地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中国都是实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执政集团”，多数时间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

比如我跟美国人说，我们多数时间都是“一党制”，但这个多数时间内我们是远远领先西方，不是一般的领先。而且在内部，政策的调整的幅度之大，远远超过美国政治体制下的政策条件。我们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个政策调整，全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实现的。这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政策的差别，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是明确地说，西方是部分利益党，中国是整体利益党，这是最大的差别。而且你可以反过来用这个来看西方，碰到老外就问他，你们国家有没有代表整体利益的政党。几乎都没有。

主持人：这个是必杀技。

张维为：这是必杀技。我们崛起到今天这个阶段，要建立制度认同，不能再这么云里雾里了，这叫制度自信。爱国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包括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整个的制度安排。它可能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我们在讲改革，讲完善。

所以这是根本性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我经常说，习主席主政以后最大变化，就是他真的希望跟我们知识界一起建立制度认同。

许钦铎（节目嘉宾）：在过去的40年，中国从一个很穷的国家建设成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7亿多人到8亿人脱贫，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成就。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做了什么。

观众3：张教授您好，现在有一句话挺流行的，“大明之后无华夏”，它的意思就是说明朝灭亡了以后，中国这个传统的华夏文明已经不完整了。像张教授您说的这个“文明型国家”，是不是要恢复原来那个最正统、最传统的华夏文明？

读者提问

张维为：我想，中国这个文明源远流长，当中有很多磕磕碰碰、跌宕起伏的历史，但我觉得基本的事实是这个文明它没有中断。你只要使用汉字，这种语言在，它的文化就一定在。你只要懂了两三百个成语，中国文化基本的道理（就）都在你的血液中，所以这些东西中断不了的。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千万不要得出结论，这个文明中断掉了。这个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就是恐怕还要与时俱进。中国文明之包容性是一般文明绝对没有的，包括儒释道互补。我那时候到台湾，他们说，经过文革，都否定掉了，你们还有中国文化吗？实际上，特别我走遍了100多个国家之后，（感到）中国文化无处不在，没有办法否定掉的。在老百姓生活层面，它的文化一直在。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以一种更加博大的胸襟来谈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观众4：张教授你好，您觉得我们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里面，吸取了哪些有益的养分呢？

我是从高中开始，对中国文化传统就比较热爱。然后觉得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受了很多委屈，现在经过100多年仁人志士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了改革开放，到去年也40周年，（我们）一步步强大。

我们现在又提到文化自信，那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的地方，被我们继承和保存下来？

张维为：这个问题很好。你看好了，中国今天成功的地方几乎都有历史的基因。

比方说，我们最大的成功是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这跟我们历史上的民本传统有关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我称为“选贤任能”，它实际上对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延续和发展，只是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就是中国不能接受耍嘴皮就可以当选，你要有资质，干过一些事情，有政绩，然后才能够做（干部）。

所以仔细看，只要是中国成功的地方，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一个是历史基因，一个是现代元素，有时候还有红色元素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