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红墙女作家”的顾保孜，在《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神州正值有事时》、《周恩来最后600天》等畅销作品后，又推出了新作《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追根溯源毛泽东与各位政治高层、风云人物间的关系，细数他们之间从革命时期到共和国建设时期的情谊、嫌隙、甚至裂变等，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还集中了从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离世的领袖随身专职摄影记者侯波、钱嗣杰、杜修贤提供的图片，长时段还原领袖形象。

新书推出之际，顾保孜特别撰文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由澎湃新闻首发。

顾保孜

一张照片孕育一颗初心

1990年，我33岁，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

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热爱着文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学青年。但是对领袖题材的认识几乎为零，这个区域一片空白。杜修贤老先生是我家的亲戚，我在北京读书的那段时间经常去他家里。关于杜老，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一直跟随毛主席、周总理拍摄照片，因为年龄小，对他的工作不甚了解。记得第一次去杜老家的时候，我就被他满屋子的领袖照片震撼了。照片多到他想给我放杯茶都要把成堆的照片扒拉开才能腾出一个地方。如果打开柜门取东西，那些照片都能从柜子里“流”到柜子外。一次我和他下象棋，目光偶然看到棋盘下的玻璃板底下压了一张毛主席和周总理晚年的照片。顿时我被领袖老态模样震惊了，结果那盘棋我根本没心思好好下，目光不断在注视那张照片。因为那照片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据我所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要按规定将参加活动的新闻照片交由新华社发表，使用剩下的图片称为“废片”。而我看见的这张照片恰恰是没有见报的废片。后来经过考证，这张照片是1974年5月底毛主席与周总理最后一次面对镜头的握手照片。照片上毛主席显现出苍老且沉重的神情，而周总理却十分消瘦，脸上布满病容。那天晚上握手之后，周总理便躺上了手术台，从此再没有离开医院与病床……

说句实话，这张照片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心就像被人用刀划了一下那样揪着痛。因为我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虽说没有到天安门参加过红卫兵接见，但我知道毛主席那时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光辉形象。而周总理在我们的年代，就像“一家之长”一样存在在每个家庭中。我看过很多的纪录片，外交场合中的周总理总是那样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甚至一次在周总理图片展上，我前面两个小姑娘，看着周总理的照片说：他长得真帅，将来我找对象就要以他为标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无论他的形象多么光辉，多么高大，即使在我们心中站立成一尊不朽的雕像，但是作为人来说，他们有着血肉之躯，和我们一样是吃五谷，他们会老、他们会病，他们也会有离世前的无奈与无助。可我们有谁知道？我如果不看这些照片，也是无法知道伟人的晚景会是这样的令人心碎。

也是因为这张照片，孕育了一个文学青年对探索领袖的好奇心，引出无数问号与思考，对领袖晚年岁月有了另外一种感触。这也是我后来答应为杜老写一本自传体作品的初心。那本书就是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

杜修贤拍摄的毛泽东。1973年，在中南海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

从“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

当我想把震撼心灵的东西传达给读者的时候，就想用不可思议的震撼方式表达出来。我当时是写纯文学作品的，不会写纪实作品，于是第一本书就用我得心应手的小说形式写了出来。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将我写的25万字初稿审读后，几乎被“枪毙”得一个字不剩，原因就是我所谓的震撼方式——写小说根本无法写出这类题材的真实感。原本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为小说语言和散文化的结构，真人真事反而觉得不真实了。于是编辑就给了我六字修改意见：真实、客观、凝重。让我回家重写。

这六个字一分钟就能写完，可是要我去体会这六个字却需要无数个日思夜想。真实，有照片为证，我可以做到。客观，就难一些，因为我那时才33岁，怎么去站到一个客观的立场，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段历史？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凝重，就更难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课题。面对历史，需要沉淀、提炼、审视，甚至有直面的勇气，作品才能有凝重的分量。可我怎么用我的笔去写出那份凝重呢？思前想后，别无捷径，只能沉下心来从头学习。那时起我开始恶补，阅读了大量的优秀纪实作品，包括我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些前苏联的纪实文学作品，读完这些作品之后，心有所悟，情有所依，便有了方向，再易其稿，交给出版社，结果不言而喻，与之前第一稿有了翻天覆地的提高，很快就获通过，中央文献审读也非常快，几乎没有再改便印刷成书，于1991年底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了1992年的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