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字不剩到一字不改，我经历了半年的思考与学习，我觉得自己一夜长大，由一个写纯文学作品的文学青年转变为写领袖题材作品的纪实作家。这个转身，虽不华丽，但是成功的。

杜修贤拍摄的毛泽东和刘少奇，1965年在中南海。

从“书无插图”到“无图不成书”

《红墙里的瞬间》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但现在看来非常的不理想。1991年我们的印刷技术还很落后，没有办法在书中印制清晰照片，书名虽然叫《红墙里的瞬间》，但书中几乎没有插图。这给终日沉浸在领袖照片整理中的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什么时候才能让读者读书的时候也能读图呢？这个遗憾直到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镜头》得以弥补。

《红镜头》一书中我提供了杜老拍摄的五百多幅照片，可以说那时候很多读者朋友对那本书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就深刻在书中那些第一次面世的图片上。我的领袖作品也由一图不插到无图不成书的转变，开启了图书市场的真正“图书”时代，而这个“无图不成书”的先河就是从《红镜头》开始的。

图文并茂也成为了我写领袖作品的一个独特的风格。

《红镜头》书名能够一炮打响，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这么多年写领袖题材，深入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不仅把每一张照片看活了，把平面照片看成立体的，就像演戏的人入戏太深，会弄假成真一样，那时候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在历史当中畅游的一个状态。

《红镜头》这本书书名的由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这本书审下来，第二天就要下印厂，可是直到头天晚上书名还没有定下来，尽管已经为这本书起了二百多个名字，但没有一个名字让人觉得满意。可能日有所思，夜必有所梦，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奇特的梦，梦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我书中的人物全部到齐，主题就是为这本书起名。会上很多领导人都在为这本书起名，最后毛主席抽着烟，用湖南话说：大家都别争了，我看就叫“红镜头”吧。毛主席一锤定音，将我从梦中惊醒，立刻随手记下了“红镜头”三个字。

第二天一早整八点，出版社电话来了：书要下厂，你必须要有书名了。这时候我想起晚上做的那个梦，当我将毛主席起名“红镜头”告知电话那头的出版社总编，只听见电话里沉默好几秒后的一声大叫：“就是它！”就这样，《红镜头》书名定下来了。

1998年年初这本书出版，随后一年里，出版界层出不穷出版了各种“镜头”的书，比如《黑镜头》、《水镜头》、《蓝镜头》、《长镜头》、《金镜头》、《长镜头》等等，非常多的“镜头”将1998年装饰成了“镜头年”。

1959年9月，毛泽东、宋庆龄在北京设宴招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杜修贤 摄影

从“闭门造车”到“阅人无数”

《红镜头》中的五百多幅照片，就是我当年在杜老家中看见的那些所谓“废片”。说句实话，我从一个写文学作品的人，能去关注党史军史，并为之挥笔疾书，还是得益于我走进第一代领导人岁月后获得了全新的认识。我通过为杜老整理“海量”的照片，不断发现历史的奇妙之处，发现领袖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梳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体会高层政治的风云变幻，那些通过照片展现出来的背后故事往往就是新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随着时间流失，也随着我不断在红墙里“畅游”，慢慢地沉到党史军史中去研究每一张领袖照片，文史与照片相互佐证，采访与阅读相互弥补，由此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历史岁月的门窗，看见了许多闪光却包含苦涩的沧桑面容。写纪实作品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功夫都在写书外，需要做大量的查证资料和采访工作。然而历史留下的足印，足以让我们付出毕生的精力去审视去研究去追寻。

这些年一边写作一边完善每一张照片的说明，而每张照片说明便是一次对历史审视、研究与追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让自己认识到对我们国家的党史军史乃至漫长中华文明史是那么的欠缺，同时我也相信像我这种缺乏历史知识的人绝不止我一个，突然觉得自己肩头有了一种责任，应该把我知道的领袖历史写出来，告诉大家更多的细节，对共和国那一段风雨路程应该有更多的了解。

可以说这么多年下来，我做了个统计，有名有姓的采访近三百人之多，我这些年还有一个转变就是，由不需要采访在家“闭门造车”创作到采访无数人才可以坐到书桌前写文章，由“一人不阅”到“阅人无数”。大家看到我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了大量采访、大量阅读而产生出来的。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里会见客人。杜修贤 摄影

了却一个心愿又留下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