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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社强:中国当代学术成就本应比民国强千百倍
关键字: 民国学术西南联大易社强:的确,关于本科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争论非常普遍。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我相信人文教育的价值,这种信念很坚定,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享受到了这种教育的益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研究了西南联大。人文教育的核心是humanities。“Humanities”这个词(不同于它那个不恰当的中文译法“人文科学”)唤起的是这样一种思考:生而为人(human being)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如何教给学生怎样为人的丰富内涵,教育者可能有着分歧,但是,这一尝试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崇高的。
讨论至此,我觉得我们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人文教育现在面临的挑战。我将谈一谈我自己国家的情况,因为对此我最为熟悉。直到不久以前,美国的大学文凭都是少数精英享有的奢饰品。即使到了20世纪中期,人文教育也近乎被上层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垄断,他们拥有种种社会关系的网络,因此无论他们在学校里学了什么都能保证就业。然而现在,超过30%的美国人是大学毕业生,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这就意味着,当下追求大学教育的人中包括了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年轻人,而这些家庭以前从来没有孩子上过大学。同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为了四年大学,需要投入一笔可观的资金。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会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待大学学位,并且期待他们的投入能够得到成比例的财富回报。2008年经济衰退带来的就业危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扰。雪上加霜的是,州政府也不愿继续以现有的水平为公共教育机构提供财政支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人们质疑人文学科——尤其是humanities——的价值。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情况并不会否定人文教育的价值。人文教育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让我们做出明智的教育与职业选择,拥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公共话语中多方论证、积极参与——简而言之,它能让我们过上最充实的生活——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只适用于少数特权精英,而不适用于普通公民的话,显然是很愚蠢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强调人文教育的实用因素:事实上,人文教育的确能让我们在市场的“现实”世界做好准备。首先,它帮助学生发掘自己的长处、弱项、兴趣和潜能,因此有助于职业选择和目标设定。其次,我们知道,很多企业会招聘人文学科毕业生来填补职位空缺。另外,职位的内容和要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而不是仅仅掌握某一些适用于今天的市场的技能。
我有一个朋友,他应试一所一流的医学院,面试时,教授说道:“我们并没有兴趣听你上过多少课程,学过多少技能。我们想知道的是,你是不是我愿意请来做我的家庭医生的那种人。”越来越多的机构需要全能型人才,而非预先编程好的机器人,医学院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的结论是:人文教育既要吸引社会和文化精英,也要普及大众——无论他们想要追求什么样的职业。
西南联大的师生关系:战争和贫穷让生活十分艰难,但也将人们凝聚了起来
1946年5月,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澎湃新闻:在您之前采访的联大文学院人物里,对谁的印象最深?
易社强: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虽然我采访过冯友兰、金岳霖等知名学者,但是,在联大文学院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许芥昱(Kai-yu Hsu)。他1940年进入联大工学院的本科,1944年从外语系毕业。
在我的联大朋友中,他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热情,富于同情心,聪明,敏锐。他博学多才,天赋异禀,称得上是一个modern literatus(20世纪的全才)。他爱好文学,不仅是个传记作家(撰写过闻一多、周恩来),也自己搞创作,他还是个翻译家、诗人、艺术家、书法家。他一直鼓励我、鞭策我做联大的研究,对我的影响无人能及。1982年,芥昱在一次山体滑坡中不幸罹难,他的离去在我心中造成了一个空缺,至今无人能够填补。
澎湃新闻:西南联大老师的授课方式和今日有何不同?这对学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易社强:我对联大老师的印象是,他们通常以讲座的方式授课。同时,他们的教学得益于学术自由,教授可以按照自己的学识、道德观点、个性来讲学,而不用为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影响担惊受怕。
学生得到的鼓励是独立思考、商讨、辩论的自由发挥,培养了各种方面的、与众不同的知识精英。
澎湃新闻:西南联大的师生关系和今日大学的师生关系有何不同?
易社强:我听说,现在的本科生很少和教授关系亲近,师生关系常常受到名利和腐败的影响。在联大,这些问题很少出现。教授和本科生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亲近。我的岳父,李希侃先生,在中法大学时是闻一多的学生,他珍藏了一张闻一多教授留给他的题字,闻一多将时为学生的他称呼为“希侃兄”。
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因此它便利于更亲近的师生关系,这在大的学术机构很难实现。另外,当下这个时代经济繁荣,一些学术成就很高的学者也会被物质财富吸引,相比之下,联大的学生和老师分享着一种“贫穷”的文化,被带到了一起。而且,联大的师生也共同面对着一个残暴的侵略者,他们要在这场抗战中存活下来,因此被团结在一起。战争和贫穷让生活十分艰难,但是,它们将人们凝聚了起来。
澎湃新闻: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同样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他认为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易社强:从一方面来说,当时昆明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有着很多局限,想要读到国际上最新的学术出版物也很困难,研究经费短缺,因此,联大的教授更倾向于将精力投注在课堂上,而非研究或实验中。如今,老师们可以得到丰厚的研究经费,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且每多带一个研究生就可以多得一些回报,所以,他们不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本科教学之上,这一点也不奇怪。
此外,现在的学生和联大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在联大时代,学生们求知若渴,他们期望人文教育能开拓、引导对真理的追求,哪怕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定论。战争的暴力带来的牺牲、物质的匮乏带来的艰辛、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些因素激发学生从教育中尽可能多地汲取能量。头两年的课程设置非常宽泛(工学院的学生也要修习国文课),学生要是想换专业也很容易(像许芥昱就从工学院转到了外语系),这些都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激情所在。
我感觉,如今,根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进入这所有名望的大学,只是为未来丰富的大学经历做准备。而现在,从五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要跨过教育系统中的一道又一道栏杆,只有一个目的——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一旦他们考上了,他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接下来四年发生什么,纯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毕业时能拿到学位就行。而且,他们的学习不再是源于学术激情,而是源于家长的压力、市场的价值,或是入学考试的机遇。他们对于专业的选择也是基于家长的压力,他们精明地算计哪个专业更有可能让他们进入自己想去的机构,而不是出于个人对某一门学问的兴趣。一旦考上了某个专业,他们也很难转系。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领域,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已经超出了经济吸纳新雇员的能力,很多学生毕业就是失业。这一系列情况导致学生走上了职业生涯的死胡同,抹杀了职业的前途。我无意给中国的高等教育抹黑,也不是要把它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作比较。以上仅仅是我的直观感受。
西南联大不可复现,但能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典范和灵感之源
澎湃新闻:《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出版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内“联大热”的延续。您可能也知道,近些年大陆尤其是知识分子界有一阵“民国热”,对西南联大的关注也是表现之一。有人认为“发思古之幽情”是出于对现状,比如消费主义盛行而精神信仰缺失、高等教育之糟糕等现象的不满。也有人认为,其中存在对民国的浪漫化想象和过分拔高,比如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就认为民国学术被高估了,“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您如何看待“民国热”这一文化现象?
易社强:我对中国学界的了解尚不充分,因此很难说赞同谁的观点。但是,要想比较民国学术和当今中国的学术,我们显然得考虑到这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民国是一个贫困的、基本上是前工业的社会,国家内乱外患。现在的中国已经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考虑到在历史背景和可用资源上的巨大差别,我们本来应该看到现在的学术水平和成就会比民国时期高出一百、甚至一千倍。但是,现在的情况显然并不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有几点见解。第一,怀念过去总是意味着对现在的不满意。第二,如果想要从民国发掘出什么当下可以借鉴的地方,我建议我们看一看公民社会这个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在这个方面,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也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
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首先在蔡元培的北大、其次在联大达到了巅峰,而这两所卓越的大学都得益于它们的学术自由和多元主义。无论军阀政权和后来的国民党如何绞尽脑汁想把蔡元培的北大和梅贻琦的联大纳入管控之下,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到。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渴望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要记得,中国古代哲学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并不是秦朝,而是春秋。知识分子要是同时追求学术自由和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话,可能会发现,并不容易。
-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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