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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社强:中国当代学术成就本应比民国强千百倍
关键字: 民国学术西南联大易社强(John Israel),生于1935年,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早年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研究,硕士论文研究“一二·九运动”,博士论文研究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学生运动。代表作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初版于1998年,2013年在内地翻译出版后被誉为“研究西南联大最好的历史著作”。
澎湃新闻13日刊载对易社强教授的最新专访,围绕大学与通识教育、“民国热”与知识分子以及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出于学者的严谨,易社强先生特附声明:“访谈中的部分问题涉及我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片面的看法。坦白地说,关于当代中国大学,我了解的第一手信息并不多。因此,我的回答仅是基于我耳闻目染产生的印象。读者不必强求一致。”访谈文本已经被访者审定。
1978年的中国:“不是另一个时代,简直是另一个国家!”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第一次来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之后为了做研究,多次来华。您最近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易社强:从2015年4月末到8月中旬,我都在中国。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这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易社强: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让我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回答:我想谈谈在走访人们的家庭时,看到的变化中的中国的缩影。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受邀到人们家中做客,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下面我说几个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走访昆明的人家时留下的印象。
1、那时候,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邀请一个外国人到他或她家里,一般先要得到工作单位的批准(这个环节就算不是必需的,也至少是明智之举)。在昆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先前由于被打成“右派”,在农村待了二十年,刚刚回到城里。他足足等了一个多月,才获得批准,允许在他家里接待我。我在他家时,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是他骄傲地拿着他的“摘帽证”。第二天,他骑了十多公里的自行车来找我,请我把那张照片销毁,因为他怕那张照片可能给他带来麻烦。显然,在中美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正常,而是深深地受到了“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恐惧的影响。
2、当时人们的住所通常都很狭小、单调,除了最基本的家具和生活用具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常常要坐在别人的床上吃晚饭——因为只有一间屋子,既是客厅,又是饭厅,还用作卧室。厨房和卫生设施一般来说是和邻居共用的。墙壁通常被刷成一种近似于鸭蛋青的颜色。这些情况都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尤其是对于消费经济而言),也展现出一种基于低价租赁的国有设施住房系统。
3、还有一些我不太熟的人,也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但通常另有所图。我一到他们家里,他们就领出个孩子,表达出想方设法要去国外读书的意思:“您这样一位颇有门路的美国教授,能不能够安排一下,让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得到奖学金,前往美国大学读书……”当时的现实就是,部分年轻人感到生活在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了。在他们看来,通往更光明的未来的机会就是去国外。
4、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现象,一种民族自卑情结。有时候,招待我的人会请我下次来中国时给他们带点东西——一个美国的音响或者录音机。当时,中国产品要么质量低劣,要么很难得到,或者两者兼有。(这样的遭遇让我想起,1959年至1962年,我在台北,到访我家的客人会指着美国电器,竖起大拇指,高呼“美国货!”)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并不只是在表达美国崇拜,而是表现出了中国人当时普遍的自卑感。
而现在的情况是多么不一样,我无需赘言!如今,消费品等式的两边对调了位置。我们在美国买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以至于我在给中国朋友挑选礼物时,很难找到“美国制造”的标签。除了物质文化的突飞猛进之外,更显著的是中国民族心理的180度大转变,自卑变成了自豪。当然,积极的改变常常也伴随着负面的影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腐败以及环境破坏。盲目的自豪有时也转变为民族主义……
在我和中国将近四十年的接触中,我见证了量与质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每当别人跟我说,“易教授,你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8年,那真是另外一个时代!”我的回答总是,“不是另外一个时代,是另外一个国家!”
通识教育是一种西方价值,也是一种中国价值
澎湃新闻:最近国内首次完整出版了《西南联大国文课》一书,是联大当年面向全校大一学生的必修课——国文课——的教材。这可能呼应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两种思潮。首先是对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热衷。您既是西南联大最资深的研究者之一,自己也亲身接受过美国的通识教育。您怎么理解国文课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易社强:首先,我理解的“国文课”指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课。因此,相比于美国文学或美国文化的课程在美国人文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国文课在中国人文教育中占据的位置更加全面、基本、不可或缺。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国文课所传授的不仅仅是民族意识,更是自我意识。基于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和丰富文化,以及现代中国与过去之间密不可分的渊源,中国的人文教育若是缺少了某种形式的国文课,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问题是,哪种形式呢?如果一门国文课只强调文化自豪感,而不允许学生进行文化批评,那么,这样的国文课与人文教育的目标是不相匹配的。如果一门国文课只向学生展示中国丰富思想光谱中有限的一部分(例如,权力的成分),而不介绍其中个人主义、自我解放、批判的元素——比方说,只讲儒家治国的等级思想,不讲道家的自我解放精神——这样的国文课就更加适得其反了。而联大的国文课从不同时代、文体和观点中汲取材料,不仅鼓励批判性思维(这正是现代中国缺乏的),也为学生提供了个人身份与人格形成的种种严肃选择。
澎湃新闻:您会如何评价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西方价值吗?
易社强:是的,通识教育是一种西方价值。但是,通识教育也是一种中国价值。否则,为何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还会如此广泛地赞誉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强调通识教育的中国大学呢?但是,联大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强调通识教育的大学。在19世纪末,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此类中国大学的先例,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既有非教会的、也有宗教的。另外,在中国古代,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也需要掌握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法、艺术、公共管理以及个人伦理道德。在此之上,只要加入现代科学和一种全球的视野,我们就能得到现代人文教育的基础了。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一种重经济效益、轻人文诉求的风气。过去十年来,欧美国家裁撤公立大学人文学科、减少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欧盟的博洛尼亚高校改革计划(The Bologna Process)更是整体上将就业和应用作为高等教育的导向,放弃了洪堡所推崇的以自由研究为追求的欧洲大学理念。日本文部科学省通知国立大学自2016年起调整和废除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文科专业,只是最新的一例。
反观联大,身居战争与革命之乱世,面临救亡图存之压力,却将这样一门“大一国文”设为全校各系共同必修。您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课程设置?
-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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