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探索：顺价与补贴的优化空间

观察者网：您曾指出“顺价机制顺不下去”的关键在于上下游价格联动不畅。当前是否存在新的技术或制度工具，能够更平滑地实现价格传导？

陈守海：需要澄清一点，“顺价机制顺不下去”的结果是上下游价格联动不畅，但上下游价格联动不畅不是顺价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原因，而是结果。虽然各地建立了顺价机制，但上下游价格真的联动，地方政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如用能企业承受能力、地方营商环境、民生压力等各方面。

当前上下游价格联动不畅的核心问题是“传导机制不透明、市场竞争不充分、终端管控过严”，依托技术、制度创新，顺价机制存在显著优化空间。

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应用，能大幅提升价格联动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监测上游能源生产、进口成本，中游储运环节的费用，下游各行业的能耗和成本承受能力，建立全国统一的能源价格信息平台，实现成本数据的实时共享。利用算法模型对价格传导的节奏、幅度进行精准测算，为分领域、分阶段顺价提供科学依据，避免盲目的价格调整，同时让企业和市场清晰感知成本变化，提升顺价的市场接受度。

观察者网：《公用事业领域反垄断指南》出台后，打破垄断格局是否有助于形成更灵活的市场出清机制？

陈守海：《公用事业领域反垄断指南》的出台，打破能源公用事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壁垒，有利于引入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比如民企进入油气储运、电力销售环节。竞争格局的形成将弱化单一主体对价格的把控，使价格更能反映市场供需，形成灵活的市场出清机制。同时，反垄断监管能规范企业的价格协同行为，防止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地位阻碍价格传导。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一个复杂之处。当前提出价格传导机制运行不畅的主要是垄断企业，主要是政府对垄断企业实行价格管制，有时候它们确实是价格传导机制运行不畅的受害者。但当上游价格成本降低的时候，他们的确会成为顺价机制运行不畅和价格粘性的受益者。所以反垄断与价格改革需要同步推进，不能偏废。

观察者网：居民用气“两部制价格”的提议，在当前条件下是否具备扩大试点条件？

陈守海：两部制价格的核心理念是把气价分为容量气价和用量气价，其中容量气价回收固定成本，用量气价回收可变成本。如果实施起来，类似于过去的电话费的“座机费+通话费”模式，用户支付的气价将包括“月费+用气费”。

过去用户开通燃气要交“开通费”，这部分开通费可以视为用户已经为基础设施支付了费用。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实际上两部制价格早就实行了。目前很多城市不允许燃气企业收“开通费”，不交“开通费”的新用户和交了“开通费”的老用户实行同样的气价，实际上对老用户是不公正的。

两部制价格实际上是鼓励用气，因为用气越多，固定成本越被摊薄，单位气价越低。过去，由于天然气供不应求，我国的政策是限制用气的，实行阶梯气价，用气越多，气价越高。目前，随着城镇化放缓和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变化，我国天然气供应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天然气市场增速不及预期，已经有条件实施鼓励用气的政策。

但是，如前所述，两部制价格是鼓励用气的价格政策，用气越多单价越便宜，适合在居民用气需求稳定、燃气基础设施完善、地方财政具备一定补贴能力的一二线城市扩大试点。在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占比高的三四线城市，仍需暂缓，因这类区域居民用能需求低、承受能力弱，两部制价格可能推升基础用能成本，需配套精准补贴后再推进。

观察者网：您长期主张由暗补转为明补，当前财税体制和数据技术条件下，精准识别受益人群、实现靶向补贴的可行性是否有所提高？

陈守海：我依然主张由暗补转为明补。因为暗补也是补，是通过分类定价、交叉补贴的方式，实现工商用气对居民用气的补贴。这种补贴方式，一方面推高了工商用能成本，增加了企业经营困难，另一方面实际上补贴了有钱人，因为用能越多实际享受的补贴也越多，反而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用户并没有真正享受多少补贴。

当前财税体制的精细化程度提升、数据技术的普及，使精准识别受益人群、实现靶向补贴的可行性显著提高，但仍面临操作层面的难点。补贴设计需兼顾民生保障与财政可持续性。

观察者网：从暗补转向明补，在操作层面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陈守海：难点有几个方面：第一，受益人群的精准识别仍有漏洞，部分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数据分散在民政、税务、社保等部门，数据共享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易出现“漏补”或“错补”。第二，补贴发放的效率与便捷性问题，基层政务服务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农村地区、老年群体难以便捷获取明补，增加了补贴的执行成本。第三，市场主体的配合难度，暗补多直接补贴给能源生产、销售企业，操作简单，而明补需向居民和小微企业直接发放，需要企业、银行、政务部门的多方协同，协调成本较高。第四，社会预期管理，明补的标准、调整机制若不明确，易引发市场对补贴退坡、能源价格上涨的担忧。

总的来说，从暗补转向明补，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因素，尤其是政策实施操作层面的问题。

观察者网：如何设计才能让补贴既保障民生，又不成为财政长期负担？

陈守海：我不太认可暗补转明补会增加财政负担的说法。因为，暗补也在补，只是不同用户之间在交叉补贴，这种补贴方式扭曲了资源配置方式，增加了工商企业负担，恶化了营商环境，最终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转为明补后，政府可以根据自身财政能力确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补贴幅度、补贴方式，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需要补贴的对象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具体来说，暗补转明补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行差异化、阶梯式明补，根据收入水平、用能规模设定补贴标准，仅对低收入群体、民生相关行业提供补贴，减少财政覆盖范围。二是建立补贴与能源价格、居民收入的联动调整机制，当能源价格涨幅在合理区间时，适度减少补贴；当价格大幅上涨或居民收入下降时，临时提高补贴，避免补贴固定化。三是推动补贴资金的市场化运作，通过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合作，对新能源用能、节能改造的低收入群体和企业提供补贴，既保障民生，又引导能源消费升级，降低长期能源消费成本。四是分领域逐步推进暗补转明补，先在工业端实现补贴转型，再在居民端分步推进，释放财政资金的调配空间。

信号传导：价格机制与经济循环的关联

观察者网：在“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宏观目标下，能源价格信号能否以及如何通过修复企业利润、稳定就业收入等渠道，传导至消费端预期？

陈守海：能源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能成本是工业生产、居民生活成本的重要方面，能源价格对社会价格水平的影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通过变暗补为明补，一方面将降低工商企业用能成本，改善企业利润情况，提高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保障民生基本用能的基础上，使终端用能价格真实反应供能成本，适度提高居民价格预期，有利于促进消费。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个常被误解的问题。过去，很多人分析能源价格对物价和经济的影响时，会把能源价格作为一个整体，概括认为提高能源价格会提高企业用能成本。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在社会用能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变暗补为明补，让用能价格反应供能成本，通过市场定价实现供需匹配，对终端用能价格的影响在工商业和民生领域是不一样的：工商业用能价格会略微降低，民生用能价格会比较显著的提高。这样，民众对物价的预期会上升，但企业的实际成本并未提高，并不是说要提高整个能源产品的价格。在经济不景气、用能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认为提高能源价格既不公道，也不符合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的原则要求。

还要再次强调，暗补变明补会导致民生用能价格的显著提升，一定要分步实施，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困难群体的精准补贴，避免引起混乱。

在顺畅的能源价格机制条件下，能源价格对消费市场的传导链条为：能源价格适度回升→上游能源企业利润修复，扩大生产和投资→中游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传导渠道畅通，盈利改善→企业扩大用工、提高劳动者收入，稳定就业市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信心提升→消费端需求回暖，物价合理回升→形成“价格合理—利润修复—收入提升—消费回暖”的良性循环。

此外，能源价格信号还能通过资源配置效应传导至消费端。一是引导高耗能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二是通过差异化的能源价格引导居民理性用能，同时推动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消费市场的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三是稳定市场对物价的合理预期，避免企业和居民陷入“通缩预期→推迟投资/消费→物价进一步走低”的恶性循环。

观察者网：这一传导链条中，哪些环节最容易断裂？

陈守海：最容易断的有四个环节。

第一，中游制造业环节。国内中小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议价能力弱，上游能源价格适度回升时，下游海外需求疲软、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仍难以提价传导成本，利润无法修复，成为传导链条的核心“堵点”。

第二，消费端需求环节。即便企业盈利改善、用工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也难以快速提升，导致“收入提升→消费回暖”的环节断裂。

第三，民生价格管控环节。民生领域能源价格仍受严格管控，能源价格的适度回升无法传导至这些终端领域，导致整体物价的回升幅度有限，市场难以感知价格信号。

第四，市场预期环节。若能源价格调整的节奏、幅度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企业和居民易形成非理性预期，企业仍会推迟投资，居民仍会推迟消费，导致价格信号的传导效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