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瑞燕】

近年，彩礼成为公共舆论场上的热门议题，冲上热搜的相关话题数不胜数，比如前不久“河南婚俗改革目标直指零彩礼”一事就在多个社交平台引发讨论。而知乎上关于彩礼的问答多如牛毛，现实中有关彩礼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常见。

彩礼话题之所以能够挑拨大众心弦，与彩礼的“天价数目”有关。不过，根据笔者在全国各地的调研经验以及目前学术界对天价彩礼现象的研究，天价彩礼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造成了非常负面的社会效应。因此对天价彩礼问题的认识，必须分区域对待，不同地区天价彩礼形成的逻辑并不一致。

关于天价彩礼的学术研究，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以河南、安徽、甘肃等为代表的北方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给农民造成了极大负担，并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较为负面的社会后果。

本文主要结合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北方农村的调研经验，讨论为什么天价彩礼在北方农村引起的农民怨气更大，以及北方农村天价彩礼习俗又是如何形成的。

一、不断攀升的彩礼

彩礼是传统婚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指“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物”，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从礼俗意义上，彩礼是定婚的礼仪、是婚姻信用的标识物，以“礼”的形式来规范婚姻秩序，这种礼俗性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记忆，构成了彩礼在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从财物意义上，彩礼是结婚时两个家庭之间的资源转移。

近40年来，彩礼作为“财”的属性得到极大显化，给农民婚配带来极大困扰，这点在北方农村调研时感受极为强烈。

在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村和农民聊起彩礼时，他们总有道不完的苦水，比如“隔壁庄前段时间娶媳妇彩礼给了28万啊！”、“现在是娶不起媳妇了，娶上媳妇的哪家不是背了一身债”、 “政府能不能管管彩礼”等等。

在这些地方，彩礼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00元到当前20多万，在近40年内涨了上百倍。在农民的语境中，彩礼一般包括现金和物品两个部分。以皖北S村为例，从1985年到当前的彩礼变化如下表所示：

然而，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近40年来只增加了不到40倍，我们调研所在县还是安徽经济排名比较靠后的县市。换言之，彩礼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如表1所示，彩礼还只是农民结婚成本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置办房车、婚宴酒席等。在S村，结婚建楼房买汽车是基本配置，这几年进城买房愈发成为硬性条件。

建房或者买房首付需要30-40万，汽车15万左右，此外加上彩礼、婚宴酒席开支，农民想要结婚至少80万起步，付不起这个门槛费的农民只能等着打光棍。对于河南、安徽等中西部农民来说，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收入每个月4-5千元，这意味着他们不吃不喝奋斗十余年才能获得婚姻的入场券。

所以在北方农村，让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不仅是天价彩礼，还有高昂的婚姻成本，天价彩礼则成为农民释放婚姻压力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突破口。

二、养老挤压、教育倒退与婚姻乱象

不断攀升的彩礼是青年一代结婚成本越来越高的集中体现，也意味着父母为子女完婚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北方农村，天价彩礼及其他结婚负担造成了以下影响：

一是向上挤压农民家庭对父代的养老资源反馈。

由于结婚成本越来越高，农民父母即使在子女结婚后也不能有片刻放松以准备养老生活。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打工偿还为子代结婚欠下的债务，另一方面则继续卷入子代为他们下一代的婚备竞赛中，要在家庭中帮忙抚育孙辈或者经济上贴补子女。

结果是，不仅50-60岁的农民父母持续最大化自我剥削，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70-80岁老人的养老资源也遭到挤压，过着非常节俭的养老生活。

在河南调研时遇到一位86岁老人，老伴已去世，他独自居住在一间砖瓦房里，一天仅吃两顿饭。老人房子里堆满了芦苇秸，其他东西都乱糟糟的，他近十余年一直靠编织草席挣钱过活。老人身体早已佝偻，由于常年坐在地上编织草席再也无法直立行走，每天蹲坐着移动。当问起老人为何不靠子女养老，他回答说“子女们也都难啊，娃娃们要上学、结婚，当老人的不能再给他们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