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 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

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韩毓海 2009，陈平 2010，史正富 2013）。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

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全文完）

陈平教授小传

春秋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是曾经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列戈金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观察者网注：普列戈金又译普列高津、普利高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尖锐批评。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的陈平有过丰富的实践经验，当过铁路工人、研究过氢弹的和平利用、担任过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第三届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世界经济学会的理事，使得他的生涯兼具理论和实践，更显厚实。

感谢王艳玲、吴敬琏、田国强、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陈昕、韩毓海、潘维、金仲伟、李世默、秦晓、唐毅南和李华俊等朋友对中国模式问题富有启发的讨论。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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