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Maddison 2010）、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年（总计968年），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应对挑战需要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all”（不同的脚穿一个尺码的袜子），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病症皆同。

1. 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

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

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2.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但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分工模式不可能持续。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

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3.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

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

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1.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冀朝鼎 1981，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

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邓英淘 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2.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盈利的社区建设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