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靖】

当前，秸秆禁烧工作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

一些地方将秸秆禁烧工作提升到空前的政治高度，要求基层提高政治站位，要求“不点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为此各级政府部门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行政成本，特别是在最基层，乡村面临着极大的行政成本压力，面对着严酷的考核压力，也经受着沉重的身心压力。

笔者在2013年6月份在皖北T镇调研时，正赶上当地执行秸秆焚烧政策的第一年，地方上为了坚决执行禁烧任务，动员了几乎整个行政体制的力量，县辖区内各单位都抽调了力量去包村，乡村两级干部全员上岗，甚至学校老师也被抽调去地头蹲守，笔者也被动员去蹲守了几天。

县乡村三级组成禁烧工作队，在地头搭帐篷，24小时轮流看守，看到农民往地头走就小心尾随，一看到有放火的苗头就大喝一声扑上去，一时间搞得农民不知所措。虽是耗费如此人力物力去严防死守，当季也没有实现“零火点”，反而抓了不少农民，当地派出所看守所人满为患。

这十年来，秸秆禁烧已经成为了基层工作的“硬”任务，许多地方严格执行焚烧禁令，秸秆禁烧任务一刀切下来，各个地方就都不许焚烧了。农民没有积极性搞禁烧，任务压力就自然只有基层干部来承担了。现在只要问问基层的干部群众，提起秸秆禁烧都是唉声叹气。当前基层的秸秆禁烧、秸秆综合利用乃至大气污染防治，依靠着一种高能耗的体制来维持。

一、秸秆禁烧效果好不好？

秸秆还田，看上去很美，但这就要能够实现深翻的大型农机，且不说地方农机市场能否提供如此规模的服务，农民能否承担起这样的耕作成本。

如笔者调研的皖北T镇属黄淮海平原地区，一年两熟，午季麦收之后只有10天左右的农忙期就要把玉米种下去，秋季后又只有不到两周时间种小麦，农民只好一烧了之。

T镇为了好推行禁烧，当地农业农村局出资金购置了一批灭茬机、打捆机和可深翻的旋耕机。T镇就分到了5台灭茬机，为了将麦茬降到15cm以下，乡村干部必须全程紧跟着农机手，降低他们作业的茬口。可是就算政府出手，5台灭茬机也不能保证在10天内干完全镇的活，农民眼巴巴地等着政府把一套程序干完才能秋播。

根据2013年调研数据，因为增加了灭茬、打捆和深翻的程序，亩均成本增加了至少50元。2022年在河南中部某县调研中发现，为了实行秸秆禁烧工作，地方政府要求农机手在收割机上加装秸秆粉碎装置，收割一亩小麦从原来的50~60元增加到75~85元，每亩地收割成本增加20元，群众当然有意见。

秸秆还田，是否能增加土壤肥力？理论上固然没错，但这肥力提升是个漫长的过程。秸秆粉碎还田也存在着弊端，一些地方由于秸秆在土壤里发酵时间过长，播种时间会相应被延后，影响了当地的农作秩序。秸秆也会影响作物出苗率，造成作物生长进度不一致、作物减产等问题。

笔者2016年秋在苏北某县调研时，当地前一年辛辛苦苦实现了禁烧和还田，但连绵的雨水下下来，刚被还田的秸秆经过长期浸泡导致酸性增加、病菌丛生，严重影响了下季作物，所以农民说秸秆还田越多，种田花费越高。秸秆短时期很难降解，自然腐烂的过程中增加了病虫害风险，农民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投入的成本更高。对农民而言，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了事。

秸秆能否再资源利用？当然可以，但这应由市场决定。

目前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主要是饲料化和能源化，但各地究竟能实现多大比例的再利用呢？近期笔者团队在安徽南部某县调研中测算，该县每年产出7万吨的稻草，综合利用只有1万吨。目前没有利用的秸秆，有80%都是堆在地头，烧又不敢烧，只好等待地方政府想办法来秸秆还田。

另外一个是，禁烧工作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额外的交易成本。想要实现秸秆再利用，要实现从田间收集到工厂加工的中间十分繁琐，他们测算了一下，一吨秸秆从田间到工厂大概需要的费用是380元/吨，包括人力、车费等等。

市场没有积极性，地方政府就花钱补贴企业干。如皖南某县搞秸秆综合利用，省里面给的补贴是每亩60块钱，这点工作经费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县里面拿了200万的财政补贴企业搞秸秆回收。

当地最高标准是政府补贴补到190元/吨，秸秆利用企业自己成本200元/吨，完成秸秆综合利用的总成本达到每吨390块钱。企业表示，如果财政不补贴这么多，秸秆综合利用的厂就不收了，因为不划算。

但即便是花了补贴来干，当地想通过市场手段完成到今年消化1万吨的目标，事实上也存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