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对阿扎德大学所设置的如“神圣防御”（Sacred Defence）等课，表达了明显不满。此类宗教与意识形态课程是必修课程，在其本科阶段多达八门，他认为这些内容与专业能力培养无关。在进一步交流中，他给我介绍了伊朗高中阶段的四种基本分流方法（实验科学、数学物理、人文、艺术）。

一开始，他表示他的本科学费很昂贵，一学期学费约合人民币300元（按照当时汇率为换算为16万）。当我告诉他我在中国的学费为四千元一学期的时候，他无比震惊。谈到就业问题，他说决定继续学业以规避军事服役。

抗议期间，M的态度出现波动，他在抗议爆发后的前几天中对我说这是伊朗人的日常操作。断网后他愈发紧张，那段时间只能通过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获取信息，因此对官方的应对措施产生不解、不满。

应该说，M的生活稳定地处于德黑兰的平均水平之上，但我也发现他对未来存在焦虑。出于家庭的原因，他不完全否定现存体制，但也认为国家存在诸多弊病，不能说服自己认同现状。

03 一位反政府的技术人员

第三位交流对象是A，这是我最早认识的伊朗人。某天我在路边吃饭，A主动上前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们便沿着市中心的革命大街聊天。据其自我介绍，他曾供职于地铁系统，现从事科技行业。在此前的工作期间，他曾三次来到中国洽谈合作，去过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并夸赞这些城市的地铁发达程度令人震惊。

A对中国的认识主要从书籍知识同个人经验的结合中获得。他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认为伊朗缺少中国那样的历史延续性。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我想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孙子兵法》。他感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像中国一般可以仅用七十多年便取得如今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转折点是改革开放，向我强调市场化措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的逻辑基于经济问题，认为经济问题是左右社会的核心，社会就会自然良性运转。

与A对中国的极高评价形成对比，他对伊朗官方工作的评价是“混乱”“内耗”“低效”，他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点对点关系，但在现实中，但现实中政客常就问题长期扯皮，时间与资源在内耗中被虚耗。当笔者提及补贴及其改革时，他直言现金补贴仅约2.5美元，对民生无实质助益。除此，他还将情绪发泄到补贴改革相关人物身上，甚至发表人身攻击言论。

A在便利贴上画的政策制定流程示意图

革命广场是德黑兰市中心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着装禁令有所放开后，我目测当天革命广场约有三成的人未佩戴头巾。对此，A认为这是在“十二日战争”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管控的妥协结果，但规定与束缚可能随时就会收紧。他又顺势聊到战争，他对“以色列点对点的、针对伊朗高层的袭击”持无所谓的态度，但前提是“无平民伤亡”。A表明不会为现政府献出生命，但当外部入侵时，他会“为民族奋战至死”。这种分裂的态度在伊朗社会中并不少见。

然而，我认为A的话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指着路边来去匆匆的人们说，伊朗最核心问题是经济太差，伊朗普通人月收入仅约110美元，而个人与家庭基本生活支出需200美元，因此，“社会里没有胖子，因为都在饱受饥饿”“人们只能挑出不破的衣服穿出门，避免被人嘲笑”。他的言论在我看来比较偏激，夸张的成分居多。理论上，低收入者更易选择廉价高热量食品，反而更易肥胖。另一方面，笔者常在街上看见健壮的甚至肥胖的伊朗人。

A在便利贴上写的收入与支出的内容

最后，A提醒我注意安全、尽早回国，他认为“以伊一周内或再开战，最晚也不会超过一个月”。A在谈及伊朗国内的现实所表现出非理性化、情绪性的一面和他谈论中国时的较理性克制不同，或许源于他对伊朗现状极度不满却又深感无力。

小结

总体而言，在德黑兰生活期间，笔者接触到的大多数伊朗人态度友善，极少有人公开表露恶意。在愿意交流的人群中，无论其财富水平、受教育程度或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都不避讳谈及自身面临的各种困难。

尽管伊朗存在较多社会问题，但其内部仍保有社会凝聚力。与其他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伊朗民众的健康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伊朗社会对当前的不满可能并非因为民众基本生存受到威胁——对未来的期许与停滞的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才是他们失望与不满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