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就是根据这一史实写的；以郑成功为模特儿的剧中人和藤内（和，指日本；藤与唐同音，暗指中国；内，在日文中与“无”同音。和藤内，暗指“中日无双”）大显身手，轰动一时，1715年在竹本座剧场初次上演，取得了连续上演十七个月的空前成功。

这个事实说明，东亚形势中清朝统治中国这一变化，给日本人以多么强烈的冲击。眼见清朝统治中国，日本便越来越自信可取代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中心之中国。而从17世纪发展至20世纪初，当日本的国力独步亚洲时，天心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便可谓日本思想演进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明治维新的动力

一般认为，“佩里来航”以来，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日本人意识到打破封建的幕僚体制和身份制，将全国各个阶层的人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具有共同归属意识的nation的重要性——迅速建立一个与国家相关的nation，就是明治维新的实质。它是以全盘西化来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然而这种以现代化为归宿的冲击-反应模式忽略了日本历史的内在理路。在《觉醒之书》中，天心开辟了另一种解释模式。

天心认为，13世纪前，日本与唐宋友好往来，儒教和佛教把亚洲连接在一起，文明之花绚烂开放，而此时基督教世界正与中世纪主义苦苦抗争。从蒙古人武力征服亚洲开始，儒教佛教被破坏，亚洲各国开始互相猜疑，甚至公开对立，亚洲随之没落，进入黑暗时期。直至19世纪末，中国和印度仍然沉睡在昔日的文明之光中固步自封。日本经历了德川幕府近两百多年的专制统治，到19世纪下半叶，内阁和大奥（相当于中国的皇室家族）的对立导致德川政体的垮台。

而三个独立的思想流派从17世纪开始即暗流涌动，最终联合起来为19世纪新生的日本提供了思想动力。这三个流派分别是古学派、阳明学派、历史学派。古学派号召学者重读圣人原著，第一次将德川幕府时代的思想从形式主义的朱熹学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引发了人们探究新思想的冲动；阳明学派强调事物的变化和人的行动，认为要理解圣人们的学问，就必须过他们所过的生活，并最终得到了类似现代进化论的观点；历史学派深入到日本历史的源头和曾有的辉煌，号召人们遵从日本民族的原始理念，摆脱对中国和印度思想的盲目追从，从而引发了神道教的复兴，向天皇效忠成为新的时代精神。

除了三大思想流派提供思想动力，由希望回到封建时代的联邦分子和希望恢复皇室官僚体系的帝国主义者阵营交替掌权演化而来的联合主义者，奠定了日本崛起的政治管理的根基。

天心认为，联合主义者的管理理论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民主思想。在理想化的儒家思想国度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政府的首脑不是因为他的血统而是凭借其个性公正清廉获得统治权。他在尊长组成的议会里寻找智慧，通过各种方式咨询大众的意见。所有人都拿起武器抵御侵略，但战争一结束，宝剑就必须重新打造成犁，恢复和平时期的一切工作。所以日本学者在最初面对欧洲和美国的共和政体时，首先想起的却是中国受儒家主导的鼎盛时代。

天心一再强调，日本最初学习西方知识的风潮是由亚洲的历史精神孕育出来的，比如日本学者最初接触到孟德斯鸠时称其为欧洲的孟子。如果不是共同的接触点，作为一个东方民族永远不会如此狂热地接纳欧美观念。

上述天心的观点，与二十四年后的戴季陶的《日本论》如出一辙。下面引用几段《日本论》，为本篇作结：

日本贵族院议员杉田定一，是从前自由党的名士，民国五六年时，有一天我去拜访他，看见他的书房里供着一个孔子像。他对我说：“这个孔子像，是很有来历的。我家里本来是农民，我的父亲很是慈善的。想到智识这样东西，人人都应该要有，就请了一个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我家里教村中那些农民念书。被藩里的武士们晓得了，说我们读书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书先生也赶走了，种田的权利也没收了。这孔子像还是在那时候拼命夺出来的。那个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了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合，就有许多的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

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的。

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做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

参考书籍：

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

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神林恒道《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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