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化现象是近些年美国日趋尖锐的政治社会现象，积重难返。“特朗普现象”在2016美国大选期间的兴起本身就是“政治极化”加剧的表现，表明美国蓝领工人阶层对政府和体制没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护其利益累积了强烈不满，负面情绪渗透到了美国政治的核心部—总统选战和共和、民主两党基本理念冲突当中。[7]如果说奥巴马时期“政治极化”的主要分界线在于两党政治的互不兼容以及此种现象对政治效能的拖累，那么特朗普时期“政治极化”的主要矛盾则转化为蓝领阶层通过两党政治途径，为维护自身利益与既得利益阶层展开的斗争。特朗普作为靠煽动民粹上台的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又不得不遵循一些传统的政治规律，将会发现他自己日益陷入各种政治对立的夹缝，而在关键议题上寸步难行，“百日新政”期内遭遇的种种挫败对他的执政生涯来说，或许只是“开胃前菜”。

医改议题失败后，特朗普与国会的协调难点和利益摩擦点还有很多，今后一个阶段将突出表现为预算之争。特朗普的多数竞选承诺是要花大钱、减财收的，包括减税、大兴基建、终结自2011年以来国防费连年下降趋势并加强海军建设、美墨边境筑墙等，没有国会支持就是“无米之炊”，而美国仍处在“减赤大交易”期内，府院围绕财政经费问题的苦斗困扰了奥巴马政府的整个后半段，特朗普亦无法幸免，在从今夏到明春两个休会期之间将被尖锐的谈判占据大量精力。

特朗普与国会关系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潜在引爆点是“通俄门”调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自今年1月起就展开了对特朗普团队“通俄门”的跨党派调查听证，至今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

5. 贸易政策的摇摆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吸引制造业回流创造更多本土就业机会，显幅减少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也即重新谈判美国业已达成的对外双边贸易安排，让协议对方按照对等原则开放市场，是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指导思想。

特朗普甫一就职，在修改既有多双边贸易协定方面气势汹汹。立即采取了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单边行动，扬言重新谈判《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协定》。前后签署三道总统令，责成联邦政府有关部门重点调查让外国产品在美国政府采购市场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买美国货”豁免和例外情形；对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成因逐对象国进行为期90天的审查，评估美国对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和其他贸易协定的参与情况；调查钢铁进口是否影响国家安全，鼓励政府采购项目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钢铁产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官员还在与重点国家的经济对话中，摆出只看重双边贸易安排的姿态。这些行为一度加剧了外界对美国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特朗普可能动用总统特别权限发动全面贸易战的担忧，保护主义浓云笼罩全球市场。

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国会提交特朗普政府首份贸易政策年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捍卫贸易政策主权”，誓言为美国人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强调美国将考虑启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并就对外贸易协定展开新的谈判。报告还强调，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和巩固制造业基础，贸易争端的解决将优先使用国内法，且不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裁决；对于将美国劳动者和企业置于不利地位的不公正贸易将严厉应对；即便成员国间针对分歧作出的裁决与美国的主张相背离，也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和商业惯例。[8]

然而，尽管风声在外、调查在行，特朗普政府仍未形成明确、清晰、系统化的新贸易政策，没有确定贸易政策的具体优先事项，其内部以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商务部长候选人威尔伯·罗斯为一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为另一方，也存在极端与温和贸易争端解决方式的分歧，或者援引美国媒体的形象概括，“贸易鹰派”与“贸易鸽派”之间的“内战”。[9]

美国商会组织积极发声规劝特朗普政府慎思，把“买美国货”计划扩大化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美国产品关闭市场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朗普避免采取极端措施的倾向逐渐明朗，特别是在对华贸易方面，多次公开否定贸易战的可能。接下来，特朗普贸易政策可能呈现几个特点：将国内法律置于WTO规则之上，严格涉外贸易调查和执法，利用重新进行或新启动的对外贸易谈判为美国产品争取更多市场份额。

同时，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调整边境税，这作为美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击中贸易赤字的核心”[10]。根据德意志银行的分析评估，这项措施一旦实施，将意味着美国对所有经济体的输美产品额外增加一道税收，税率与企业所得税率一致，而美国本土生产的出口产品则收入免税。德银估计，边境税会导致美国自海外进口的商品价格平均上涨20%，出口产品价值下降12%。考虑到出口和进口价格所受的平均影响，综合计算大约等同于美元一次性贬值15%。目前，美国的进口关税和国家平均销售税合计只有9%。[11]估计特朗普难以下此决心，因为边境税固然能给美国的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带来短期效果，但也将激起“全球公愤”，同时刺激美国的跨国公司向本土回缩业务，长远看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6. 外交路径的混沌

执政最初的100天里，特朗普外交在中东、欧洲、美洲邻国和亚太四个方向上发力。特朗普政府的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务卿马蒂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等高官已相继踏足欧洲（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德国、俄罗斯）、亚太（日本、韩国、中国、印尼、澳大利亚、阿富汗）、中东（沙特、埃及、卡塔尔、吉布提、伊拉克），特朗普本人则在华盛顿和“南部白宫”海湖庄园接待了英国、日本、以色列、加拿大、德国、伊拉克、埃及、约旦、中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并与多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通话联络，并筹划四、五月间首次外访前往欧洲（英国、北约总部，可能还有法国）。

特朗普外交表现出几个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特点，多数领域明显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4月15日在台北与会时表示，以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讲，特朗普5%~10%的精力放在亚洲，剩下的90%~95%放在俄罗斯和中东。[12]

第一，推动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理念。特朗普致力于以海军建设为重点重整美国军力，其中一项关键内容是把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从现有的274艘增加到355艘，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2月9日，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发布《重振美国海上力量：美国海军新舰队结构》报告，认为使用航母等大型高端平台为所有海军行动提供支持的作法，不能有效地提供迅速、不易被摧毁的高能火力，更好做法可能是依靠潜艇和水面舰艇作为主要的威慑和再保证工具，并从公海部署航母。[13]

第二，优先重置与盟友伙伴的关系，从竞选期间激烈挑战美国正统政策、鼓吹从过重的同盟义务中抽身的立场上全面后退。但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没有放弃推动美国的盟友在与美军事安全协作中承担更大比重开支的态度。特朗普对美国对外军事战略中的同盟政策收回竞选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是日、韩、英、沙等盟友主动上门做工作的结果，最终起作用的还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基本属性和强大惯性。特朗普明白，没有牢固的同盟体系，“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无以立足。但特朗普在与美国不同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亲疏好恶，对英国等与其共同走在保守、右转和“去全球化”道路上的国家亲，对德国等坚持举自由主义旗帜的国家疏，这是政治偏好差异在国家意志层面的自然流露，也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局部重心和欧洲的整体右转产生影响。

第三，提前介入中东局势。特朗普竞选和候任期间并未对中东问题显示兴趣，上台后也一度表示美国不应在中东继续卷入政权更迭、政治重建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要集中精力消灭“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甚至在叙利亚问题上酝酿开启美俄协调、放弃更迭阿萨德政权的目标、谋划在叙设立安全区。然而不到两个月，这一切发生质的变化。4月7日，经特朗普批准，美国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叙利亚政府军在霍姆斯省的空军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以对所谓叙政府军在汉谢洪地区使用化学武器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事件做出回应。

在以巴关系问题上，特朗普收回不再坚持以“两国方案”推动和谈的姿态，收敛对以扩建定居点的暧昧态度，搁置把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考虑，着手与中东盟友协商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纲要。特朗普如此之早启动斡旋以巴和谈，打破了以往历任总统到任期末才全力推动此项工程以的“惯例”，应该是想吸取他们动手太晚功败垂成的“教训”，提早布局提高“青史留名”的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