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特朗普政府并未有放松金融监管的实质举措，进展远低于金融界预期。同时，外界对美国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新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开始冒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发出警告说，特朗普计划实施的减税和放松金融监管举措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冒险行为，而这类冒险行为曾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特朗普政府的首份预算案（2018财年预算规划）已于3月15日提交国会。这份预算案确定将国防开支提高10%增加540亿美元，国土安全和退伍军人事务支出分别增加2.8%和4.4%，削减包括国务院、卫生部、农业部、商务部、环保部在内的各部门预算，最明显的是大幅减少环境保护署和对外援助及国际交流研究项目支出。[2]特朗普的预算规划反映了“以实力求和平”的思维，引起民主党人对美国“软权力”将因此受损的担忧，这种担忧甚至也来自共和党内部。预算案需要在接下来的数月里过立法关，将不得不与各种反对力量进行协商，通过无忧，但不会完整实现。

美国经济形势处在一个复苏周期的初段。在较好的经济复苏、金融发展和潜在通胀影响下，美联储2014年底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底开始加息，转而实施资产负债表整固阶段的“货币政策正常化”。2017年3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上升至0.75%至1%区间。这是特朗普就职后美国首次加息，市场普遍预期2017年全年还要再加息两次。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股市开始了新一轮上涨，一大动力就是对减税的预期。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在税改、基建、放宽监管等领域展现出急于求成心态，而是低调进行党派协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形势尚可，基本上处在充分就业状态，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复苏各项政策的利好效应在还延伸，仍可供特朗普政府“吃”一段时间。然而市场已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改革速度产生失望情绪，担心税改和去监管迟迟不到位，股市会重新开始下跌。

从趋势上看，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几乎是注定的，因为特朗普以“基建+减税+加息”组合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存在内在矛盾和冲突。基建和减税导致财政扩张，面临债务上限约束，而加息将导致货币收紧进而增加融资成本，而对任何一种经济政策来说，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都做不到并行不悖。特朗普中意的货币政策是要通过经济和财政刺激手段并用来推升美国通胀，进而抬高经济增长率。[3]这种政策的实质是透支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来追求短期优良表现，从根本上是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现实政治需要。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政策深受“里根经济学”影响，但与里根时期相比，实施财政刺激的空间不大，因为1982年美国联邦债务存量占GDP比重仅为30%，现在是106%，而美联储加息周期的正式开启使得美国政府为滚动存量债务所付利息占其GDP之比也相应提高。[4]随着特朗普经济政策组合措施的落地，美国的增长活力终将在出现过热后受到抑制，最终重返衰退。数据已能显示不祥之兆，美国3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9.8万，远不如预期的18万，零售业缩减近3万个工作岗位，零售支出下降0.2%，制造业活动指数出现7个月来的首度下降。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2016年6月的1.5%迅速上升，3月一度突破2.5%，意味着国债价格下降明显。

3. 人事格局的浮动

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布局表现出明显的“3+1”不同“圈子”相互竞争、掣肘态势。

第一个“圈子”是以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建制极端派。右翼保守特点鲜明，专业水准广受质疑。大多是在2016大选期间凭其反建制、反传统主张辅佐特朗普的，极端主张可以在竞选中吸引选民，但一进入政策操作层面便显现出不可操作的一面，政策影响力实际上尚未走出“百日新政”期便已开始明显下降。4月初，媒体披露班农已不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直接原因是“很少列席国安会会议”，但这已被广泛解读为特朗普对班农倚重下降的标志性事件，当然班农仍在白宫领衔着一个战略规划小组，也有信息称特朗普让他离开国安会是为使其专注于“顶层设计”，不必为那些具体战略操作分心。[5]

第二个“圈子”是以副总统迈克·彭斯、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巴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为代表的共和党传统建制派，他们多为“务实的全球主义者”，起到了“缓和总统的保护主义和冲突倾向”的作用。

第三个“圈子”是特朗普的家族圈，以特朗普女婿、白宫特别顾问贾瑞德·库什纳和特朗普女儿、总统特别助理伊万卡·特朗普为代表。事实已能证明，这一对夫妇在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商业领域对特朗普的最终决策有着直接影响力，不仅充当着外界与特朗普之间的有效沟通管道，而且能够劝阻特朗普在一些高度敏感的社会、外交议题上（比如女性平权、中东、气候变化问题）不要过于颠覆传统、走得过于极端，出现美国政治史上罕见的“家天下”图景。

随着新政府内极右势力影响的迅速滑落，特朗普对自己家族圈的信任和倚重在增长。3月底，特朗普委托库什纳全权领导新成立的白宫分支机构“创新办公室”，该机构具有广泛权限，直接向总统汇报，可以介入联邦机构监察、兑现竞选承诺、改革退伍军人福利制度、禁毒等工作，而库什纳也在利用与特朗普的特殊关系积极扩权，并且试图垄断外界与总统的联络渠道，还暗中与班农等人较劲内斗，背后是其加紧催生华盛顿一个新的政治家族的长远打算。如果特朗普能够在三年多以后连任，那么一个新政治家族将在美国正式粉末登场。

外围“+1”是以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等职业化、精英化的内阁要员，也可以包括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多数尚未到任）这样总统钦点的关键岗位驻外使节。他们虽或多或少与特朗普有私人关系或为特朗普当政立下助选功劳，也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军、商、右色彩浓厚的注脚，但长期在美国政治、军事、经济体制内身居要职，秉持建制精英的思维方式，最终在新政府的日常运作中成为牵制、平衡右翼极端化的理性力量。过去三个月，每每特朗普在不同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或摆出非专业、不慎重姿态，是他们出头收拾局面，安抚被特朗普震惊的美国盟友，甚至主动澄清纠偏。

特朗普首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在职仅20多天便因“通俄门”丑闻辞职是特朗普“百日新政”期内必须提及的事件。这个结局有特朗普政治对手穷追猛打的背景，有弗林自己缺乏应对经验的原因，但更多是特朗普为保内阁其他人政治安全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奏响了特朗普内阁人事震荡的序曲。弗林之后，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接任，但自此白宫国安会在美国战略决策中似乎呈现了被技术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1”圈层的外围是数万名联邦各部门公务人员。到目前为止，新政府还有2000多个职位需要重招，其中近400个高级岗位人选需经参院批准。一般来讲美国政府换届只更替最上层的1%人员，99%的公务员队伍不用动。特朗普算是特立独行的总统，对联邦公务员的撤换数量相对较多，因理念有异等主动辞职的公务人员也有一些，但大多数职业内务、外交官员仍然在岗，中长期看仍将是确保美国政府正常运转的基石。

4. 府院关系的微妙

特朗普上台时，共和党同时掌控白宫、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席和地方州多数州长职位，随后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比例又重新占据多数，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利的执政局面[6]，特朗普也寄希望于利用这个或许短暂的全面控制期尽量多做些事，为自己的整个任期的政绩铺垫一个较好基础，因为按照政治周期摆动规律，共和党人赢得2018年中期选举同时维持两院控制权的难度不小。

特朗普接受与大选期间对自己态度游移的年轻众议长保罗·瑞安共处、选择老成持重的建制派人物彭斯为副总统、委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与国会建立良好关系的考虑。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特朗普通向国会山的协调之路并不顺畅，白宫和共和党并非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特朗普在国会山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者，在共和党团内部是如此，遑论民主党团。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首先在于特朗普本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人，而是一个打着反建制旗号和民粹牌“借壳上市”的候选人，竞选期间与共和党“同舟共济”，上台后政见分歧和路线差异立刻凸显。其二，共和党团并非铁板一块，里面包括建制派、温和派、极端保守派和比极端保守派更极端的茶党背景的“自由连线”成员，他们之间也分左中右，特朗普医保法案的破产主要还是建制派和“自由连线”从不同立场出发拒绝支持、两头堵截的结果。再就是，特朗普“逢奥巴马必反”，大举推翻奥巴马“政治遗产”，挑战民主党价值底线，招致民主党人极端愤懑，“道不同不相与谋”，坚决不配合，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党际功能性合作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