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责任主体不同。从提供机制来看，民生国家建设是个体、家庭、共同体、国家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提供。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制度是去家庭化的，以个体为基本单元进行考虑。中国自古有重视家庭的传统，在今天家庭仍然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单元，这是其他任何机制所无法替代的，中国解决教育、养老等问题都是充分发挥家庭成员之间的作用。中国的民生政策是强家庭化的，是要增强家庭在民生上的功能，比如精准扶贫、低保户等都是以家庭为对象识别和帮扶的，再就业政策也是如此，在下岗再就业阶段就提出需要避免“零就业家庭”的政策。

福利国家陷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对于公民承担了过多责任，所以不堪重负。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在国家、个体之间有个重要的共同体就是集体，在农村是公社、生产队，在城市是单位。随着集体经济与单位体制解体之后，原子化的个体被抛入到市场的洪流中，在过度市场化的环境中，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上升，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无论如何努力，已经无法靠个人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积极探索新型的组织化的共同体解决机制，鼓励就业单位、社区与社会组织等积极承担民生品的提供。

就业单位承担重要的民生责任，一方面就业单位是社会保障金缴纳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就业单位成为员工福利的重要提供者，提供员工食堂，有条件的单位应该鼓励办幼儿园、办学校，集资建房。例如，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京东就办了总部幼儿园。

京东的幼儿园（图/东方IC）

“企业办社会”，“单位办社会”不可以一概视为低效率，与市场机制相比，共同体提供民生产品有其优势所在，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契约积累的信任资本，这使得它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质量的民生产品。

第五，去商品化程度不同。民生国家要求更高程度的去商品化。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去商品化程度较高，主要是指享受福利的资格上高度去商品化。

民生国家的去商品化主要是指供给机制的去商品化。需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的民生品供给方式。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就是住房要回归它的使用价值。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由共同体共同承担的民生品配给方式，将使得大量的寻租泡沫挤出，以住房为例，如果对于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条件，采取实物配售的方式供给只允许使用不允许交易的共有产权房，由于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实际不高，就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国梦。

探索非货币化的基本公共消费制度。可以尝试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网络购物也设置基本公共消费区。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额领取基本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用货币购买，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