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两会召开前夕的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以隆重的仪式对脱贫攻坚进行总结表彰。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两会开幕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提：过去的一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国政府“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关于中国扶贫这个事业，中国自己这方面是这样叙述的：

·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帮助那么多人摆脱贫困。

· 世界银行2008年确定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天1.25美元。2010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每人每年2300元的新贫困线。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这一价格相当于国际上每人每天2.3美元，已超过世界银行当时执行的1.25美元贫困标准，也超过联合国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

· 2012年至2020年，中国开展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实际执行的最低贫困标准从每人每年收入2625元提升至4000元，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 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脱贫目标任务，除了从数字上衡量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变化，还强调多维度提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稳定实现吃不愁，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安全住房有保障。

这的确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够得上“伟大光荣”之称颂。

但还要看到，这个人间奇迹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为了让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民也能一听就懂、理解透这个精彩故事，不能只用中国大陆人民所熟悉的叙事语言讲述，还需要通过更加世界性的叙述方式对这个故事进行多角度的解释。

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1. 放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看，验证“三级解绑”理论

中国数亿人口的脱贫、数亿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在现代化这个进程中顺势实现的。中国政府通过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带动了整个扶贫事业，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这个近代以来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到底是如何为相当于一个大洲规模的贫困人口创造了摆脱贫困的机遇和条件的呢？

关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宏观理论，是由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E.鲍德温在他2016年的《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的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一书中创造的。

理查德E.鲍德温在《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的全球化》一书中提出“三级解绑”理论

这个被称为“三级解绑”的理论，为理解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解框架：

·人类交往活动受到三种成本的约束：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体本身流动的成本。在历史进程中，三种约束条件渐次放松。

· 1820年以前，由于三种成本都极高，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都被捆绑在同一地点；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机、蒸汽船以及铁路的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解绑”分离（Unbundling）,但思想连贯交流的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仍然很高，电报和固定电话的发明还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来。这次“解绑”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大分流”的发生，即工业生产集中在了率先从交通运输成本降低中获益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使它们迅速拉开了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差距。

· 1990年代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革命带来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即计算能力呈现指数增长，芯片的性能每十八个月就会翻倍。而吉尔德定律则表明，带宽的增长速度要比运算能力的增长快三倍，即每六个月就会翻倍。梅特卡夫定律进一步指出，一个局域网对用户的效用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由于第二种约束条件（思想交流成本）被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放松，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带来了与“大分流”方向相反的“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和一次新的全球化。

· 但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虽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却还是未能放松第三种约束，即人本身流动的成本。可喜的是，第三次“松绑”已经初显端倪，即降低人本身流动的成本的技术已出现，只是目前还十分昂贵。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和远端现身（telepresence）技术将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的地点上的分离。鲍德温认为，“三级解绑”完全实现之后，一种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鲍德温教授创造出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不平衡，应用这个理论，他解释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贫富差距的经济-技术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次“解绑”发生后，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多数国家还是没有实现追赶，有些国家甚至距离更大了。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多少有点“技术决定论”的偏向，还带有曲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的误导，不能当作关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主流理论。但如果只作为一种中性的分析工具，这个“三级解绑”的理论框架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尤其在解释贫富差距的形成和分布，以及政府的扶贫事业方面。

2021年春运热门迁入地，截自百度地图

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一国，即可将中国在全面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的大部分农业经济地区，理解为“三级解绑”实现之前的状态，好像是1820年之前的世界。由于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这三大成本每一个都极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被紧紧束缚在同一个狭小空间内，经济发展停滞，人们长期处在贫困状态。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部分地区率先实现了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的第一次“解绑”，大中城市、部分通衢辐辏之地和沿海通商口岸的居民都开始享受到遥远地方生产的价廉质优商品，于是，就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样，中国一国之内也形成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大分流”，贫富的地区分布格局很快形成。

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的扶贫事业从“大分流”发生之后即应及时启动，以免贫富差距在一国内地区之间形成固化，积重难返。但在现实中，一个按计划、分阶段、统筹协调推进的扶贫事业，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进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事业的推进，所要求的前提条件非常多——没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不行，没有外部和平环境不行，没有国内政治稳定不行，没有适宜的社会制度不行，没有经济和财政基础不行，没有决心和意志也不行。

所以，中国的扶贫事业，从长程历史观察来讲，是中共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开始的，因为创造完全独立的国家主权、和平环境、保持政治稳定、改革土地制度等与扶贫事业直接相关的大事业，都是建国之前中共作为解放中国人民的大目标，就已经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