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工大教授“太蔟”把执意报北大历史系姑娘称为“傻妞”的话深深地刺伤了不自觉对号入座的我这个“傻仔”，是的，我就是传说中的地地道道的文科生——而且是弃理从文正一头扎进文学史研究不可自拔的文科生。

“太蔟”教授的言论我就不再重复，的确，当我看到“太蔟”教授将可爱的姑娘称为“自作孽不可活”的“傻妞”的时候，当我看到“太蔟”教授说“文史哲是文不聪的渊薮，从那里出来的人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反科学，爱哲学，挺中医，将贻害社会”的时候，我真的愤怒了！

我本来想跟“太蔟”教授说：你不过就是方舟子科学教的教徒，你不过就是一个迷信西方科学主义的臭老头，你不过就是柿子捡软的捏，你不过就是欺负文史哲是死老虎，过过打死老虎的瘾。你了解文史哲么？文史哲浩如烟海，哪里轮得到你一个生物物理学博士来置喙！教授！尤其是你把学了文史哲就会支持中医完全同义起来，真是莫名其妙加霸道！你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你……

但是，我脑海中的理性小人站了出来，按捺住了我胸中的激荡和愤怒。

只是一味地用讥笑门外汉的路子和讨伐的口吻并不能就此就把我们文科生的脸面拾起来，只能肤浅地加深文理之间的壁垒，而我们都知道文理之间是互促互进互交互融的关系，历史上既有弃理从文，弃医从文的典范，也有弃文从理的佳话——比如上海大学的老校长钱伟长。

所以，在我看来，“太蔟”教授的这番言语反而让我有机会“歪楼”反思我所认为的文史哲教育的真正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1999前后的高校扩招，由于文史哲教育“成本”较低，招生人数大幅增长，那种批量生产的模式最不适宜这些学科的人才培养。而且实际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也消化不了这么多文史哲专业毕业生，致使文史哲毕业生大幅度“贬值”。对贬值的自我体认，又反过来加深了在校学生对自己专业的不重视，越发不想在专业上有所提升，反而花大量时间去辅修一些热门的第二专业，或者干脆荒废学业去社会兼职。这一恶性循环估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改善。

第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一些院校文史哲专业培养目标的功利性以及对本学科理解的狭隘，学生或者把专业学习作为一门纯粹谋生的技术（实际上作为技术的文史哲就必定是个失败的专业），或者以为懂一些生活品味谈一点风花雪月冒几个哲学词汇就觉得对得起所学专业并因此沾沾自喜。而对本专业有更多学习和理解的学生（硕士、博士），又更多地是那种人云亦云学了几个自由、民主这种词汇动不动就高喊“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的人，他们对具体的情境以及这些概念背后的复杂性毫无分梳，导致所学和实际发生很大的脱节。后果就只是出了一堆堆被戏称为“垃圾”的论文，混了一张张文凭到手，也引来了社会的呲之以鼻。

第三，对文史哲学科建立量化的评审机制是对该学科的最大伤害，这几乎是所有学有建树的人文学者的共识。这也正是因为“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压倒性优势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相比较，抬不起头的是后者，而不是相反，人文后面加上科学二字才能稍微挺直腰板。这是显然的事实，而孙教师却故意不看这一点。随着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日益发展，其实正如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学问的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想象中的那种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文学和理科为一方，社会科学以及工科为另一方。强调应用（实用）以及大大压倒了强调学理了。而这个问题不仅是文理之间的代表性问题，这也是文科内部和理科内部共享的难题。

综上，文史哲要摆脱外部的轻蔑，需要自己做出艰苦的努力，比如说所有的有智慧以及有影响力甚至权力的人文学者和人文科学学习者能不能通力合作思考出一条能够替代论文量化评审模式符合人文学科特点并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再比如在学科人才培养计划中能不能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文化实践当中去并创造出尽可能多地的机会，让学生在文化实践中检验和修正他们所学的知识，让知识能接上“地气”，具备生产性？

我提到的这两点其实都需要真正地做起来，在书斋里做知识的搬用工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只有真正的“实践”起来，让文化事业活起来，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界越来越单一的思维结构、情感结构以及欲望结构，让“太蔟”教授的言论不攻自破。

不过，我对“太蔟”教授的印象并不会因为他对我们文科生的批评而变差，“太蔟”本意是古代音乐十二律中阳律的第二律，我们和太蔟教授依旧能够谈下去。

（作者系上海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