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承诺问题，是“预防性战争”。出于衰落中的守成国家为了避免上升中的新兴国家在未来的进攻，可能会预防性地进攻新兴国家，让这两种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协议。比如传统观点就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就是因为衰落中的斯巴达恐惧崛起的雅典，所以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逻辑经常用来形容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Fearon实际上不赞同传统的理解，他认为这种“预防性战争”并不需要疑虑和恐惧这类非理性因素，也不需要新兴国家真的有进攻意图。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无限重复的谈判，每过一段时间，守成国家的实力都会下降，新兴国家的实力都会上升。即便双方都是完全诚恳透明，不存在误判，那么每隔一段时间新兴国家都可以要求新的谈判内容，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理性的守成国家必须接受新的协定，被新兴国家蚕食利益。那么对于理性的守成国家来说，利益最大化的举措，就一定是在一开始趁自己实力强大时，就通过预防性战争解决掉新兴国家，以避免夜长梦多。

这种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中可能不存在，毕竟二者的力量再此消彼长，乌克兰也不可能强过俄罗斯。但换个角度想，假如乌克兰未来真的加入了北约，或者完全获取了西方的军事支持，那么乌克兰的相对实力就会不断上升，从而引发俄罗斯的担忧，逼迫俄罗斯先下手为强。所以单纯从这一角度看，乌克兰积极寻求加入北约和争取西方军事支持，反而有害于自身的安全地位。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北约和俄罗斯的相对态势中看，北约不断东扩看似是扩张了自己的实力，但是也只会让俄罗斯更加确认北约和西方不会信守承诺，让俄罗斯担忧北约在未来的威胁，从而增加了冲突的风险。

最后一种承诺问题，是“绥靖难题”。比如，如果协议划分的利益有利于一方在未来的军事实力增长，那么一方就完全有动机在未来破坏协议，而另一方就宁可诉诸战争也不愿达成协议。比如二战初苏联向芬兰要求战略要地作为与德国的缓冲，并向芬兰提供了领土补偿，但芬兰恐惧于苏联会利用获取的领土进一步吞并芬兰，于是拒绝了协议，导致了苏芬战争。

同样的难题显然也存在于如今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是担心西方背弃承诺，利用乌克兰的战略地位继续对俄罗斯施压。反过来说，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拒绝俄罗斯的要求，是因为乌克兰也担心俄罗斯得寸进尺，利用乌克兰东部地区作为跳板进一步蚕食自己的领土。

了解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在《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中，Fearon首先是指出，即便对双方来说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也仍然存在双方共同获益达成协议的谈判空间，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理性决策者总应该有谈判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战争仍然可能爆发？一个机制是信息不透明，且各方都有动机去扭曲信息导致战略误判，那么谈判就无法达成，战争就容易爆发。而另一个机制则是“承诺问题”，即便是在决策者具有理性，信息完全透明，双方不存在战略误判的情况下，各方仍然可能担心协议不被遵守，从而导致谈判破裂。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战争，光呼吁理性克制什么的是不够的。因为正如刚才论证的，理性反而更可能是促成战争的条件之一。那么如何实现和平，就取决于如何更好地传递信息，如何更好地促进各方遵守承诺打消疑虑。

当然，现实问题永远是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比如根据我们刚才的思路，促进和平的手段之一恰恰是武力的动员和战争的威胁，而这些手段反而又会升级局势导致战争风险。而这些矛盾，更说明了乌克兰危机为什么难以解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里仍然是国际关系的火药桶。

虽然Fearon在论文中所构建的是一个理性的模型，看似忽视了现实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但这种理性的分析框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去分辨现实中的非理性因素。当我们知道理性的决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看出现实与模型的偏差，从而意识到非理性因素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起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较真，其实Fearon的论文里面也没有特别出人意料石破天惊的内容，都是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明白的东西。毕竟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不可能提出相对论这种颠覆性的理论。同样的道理，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真的拿一篇社科论文来指导现实决策，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不一样，没有确定不变的引力规律可以发现并遵守。

因此，我们不能说你看了这篇文章，你就能完全理解乌克兰发生了什么，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会不会发生战争，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搬运一篇论文呢？因为不论对错与否，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乌克兰危机，也可以理解其它曾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危机。国家间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说看似遥远，但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到每一个个体，那么多了解一些分析框架总归是有用的。更不用说，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分析思路其实也可以用于人与人。

对我个人来说，在2022年重读Fearon这篇1995年的文章，其实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这种纯粹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战争与和平的思路，更像是冷战对抗遗留下来的产物，而不是近些年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的思路。

新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国与国的关系不用那么冰冷机械，战争和对抗的年代早已经结束，国家间的承诺是可信的，任何的违背都会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约束。所以他们更喜欢讨论什么软实力啊，国际组织啊，国际法啊，超国家主权啊……等等这些东西。即便美国自己连国际法庭都拒绝加入，也不妨碍美国学者热衷于讨论国际法如何制裁战犯。

所以俄罗斯的存在，乌克兰危机的升级，颇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不管什么意识形态宣传，不管什么经济制裁，不管什么外交孤立，俄罗斯用实际行动在证明，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国际关系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

回归本质，你在谈判桌上能得到什么，仍然取决于你在战场上能得到什么。

我想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决策者，都过于沉迷于自由主义的辞藻，而忘了这些基本的东西，需要一点Fearon这样的现实主义思路来提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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