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永年】

在二战后的岁月里，东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其发展形势堪比18世纪西方的崛起。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该地区相对于西方，平均收入大幅提高，而在其他所有“发展中”地区，包括拉美、非洲、西亚和南亚，它们的平均收入要么下降，要么保持不变。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东亚奇迹”一词应运而生。

随后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东亚奇迹？东亚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奇迹的？

与任何政治经济体制一样，东亚奇迹的核心也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东亚政治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体制，其奇迹可以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解释。如前所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包括：

(１)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２)提供有形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那些固定成本相对于可变成本来说较高的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灌溉渠道和下水道。

(３)提供包括国防与国家安全、教育、基础研究、市场信息、法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

(４)促进制度发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５)在出现明显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冲或消除出现的价格扭曲。

(６)将收入重新分配给最贫穷的人，以充分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如前所述，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大萧条和战时的困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赋予了矫正市场失灵的重大作用。

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也被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经济学家所采用，并成为发展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基础。不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许多特殊情况，如私人储蓄率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下降、内部市场小、人力资本存量有限、掌控大型组织的少数企业家的存在以及普遍的就业不足，都意味着欠发达国家政府要发挥比发达国家政府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家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中都减弱了。在较不发达国家，人们认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了消极作用。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催生了需要长期补贴的效率低下的工业，而看不到一点实现国际竞争的希望。

此外，政府的广泛干预往往会产生大规模的“寻租”，将经济主体的精力从生产转移到游说上，要求政府增加补贴和保护。相反，一些最成功的欠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所谓的“四小龙”，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利用市场激励和强大私营部门推动的外向型模式，实现了非凡的工业增长。

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些经验表明，是否遵循新古典主义的药方，决定着欠发达经济体的成败。对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来说，没有必要使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东亚奇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新古典主义认为，东亚发展的动力与其说是资本构成，不如说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旦建立了资源有效分配的制度安排，投资就可以自行解决。有效利用资源的必要制度安排就是竞争性市场，特别是与国际市场相融合的国内市场。因此，政府应该让经由市场机制来运作的私人生产者，来提供除某些“公共产品”之外的所有物品。

有一大批文献对东亚奇迹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将日本的经济表现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个人和企业的行动与努力，以更大程度的自由来回应市场上提供给商品和劳动力的机会。帕特里克认为，尽管政府一直在提供支持，也确实在为增长创造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它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

日剧中的上班族

陈坤耀(Edward Chen)断言，在东亚经济体中，“基本上没有国家干预。国家所提供的，只是一个适合企业家履行其职能的环境”。“通过国家干预把资源引导到需要的渠道”这类做法，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与东亚经济的发展毫无关系。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表明：“自由市场环境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使各经济体朝着生产能力边界的最优点迈进。”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也指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广泛依赖于私人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相比之下，严重依赖中央计划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社会主义中国则经历了经济停滞。”

简单来说，从新古典主义的视角来看，东亚经济体之所以比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做得更好，是因为东亚国家几乎不干预市场的运作。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未必否认国家的作用，但国家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只是一种边缘性和补充性的地位。因此，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并没有对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提出根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