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社会与信任 

综合黑手党与青帮这两个案例，可以推论，秘密社会产生于权力控制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真空。黑手党是这双重真空在某个地域中的体现，青帮则是这双重真空在社会流动中的体现。

为什么这种真空不是随随便便的方式就可以填补的呢？因为社会秩序的获得与供求关系的建立往往意味着信任的建立或存在。黑手党活跃的区域中财物被偷盗，可以去当局报案，也可以求助普通朋友，问题是他们的破案率很低，也就是说，在提供社会秩序上它们不令人信任。在漕运的沿岸不是不能找到投宿地，问题是陌生地的秩序与陌生人的接待不能令行客们信任。信任与保护是密切关联的。当大保护人缺席或衰落时，小保护人将会填补。当政府不能提供信任时，秘密社会是承担这一功能的力量之一。 

秘密社会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是存在于其中，却与主流社会实行不同价值的群体。不被主流社会同化或消灭，演变成这种“国中之国”的局面，要求秘密社会（即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的信任程度高于主流社会（即大系统），秘密社会这个子系统因此才比社会大系统更强悍。

子系统中的信任靠着四个因素来建立和强化。其一，互利，秘密社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互利的，它内部的互利性肯定高于社会大系统。其二，秘密社会中的小保护人的效率要比社会中的大保护人更高。其三，秘密社会内部对背叛的惩罚残酷并且无所不在，无法逃脱。其四，靠着仪式、传统、认同和惩罚，将一种特殊的价值系统内化在成员的心中。比如，不靠政府靠兄弟，对口头约定的忠诚履践，等等。违背了这些价值，就是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帮会中自我放逐。

人类社会有无可能根除秘密社会？我们的回答是：有两种可能性，却都是悲观的。

在绝大多数社会形态中，特别是法治社会中，根除秘密社会极其艰难。从逻辑上说，只要秘密社会中的成员攻守同盟，小兄弟替教父杀人扬威，败露后又替教父承担全部罪名，教父替小兄弟扶养家小，这样社会上明知杀人是教父所为却无法制裁他，他因此凭借威慑就可以控制社区，左右事态。法治社会是需要证据的，民主社会是抵制君主善意的专断的。因此，从逻辑上说，秘密社会是民主社会中不可救药的癌症。

当然现实还要比逻辑推论乐观一点。因为这种攻守同盟的逻辑结构是不合人性的。成员作出的牺牲毕竟太大，秘密社会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建立这种结构。但是经验和逻辑一同证明了，根除秘密社会是极其艰难的。 

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可以根除。不幸的是，可能更悲观。因为只有一种社会可以非常有效地根除秘密社会，那就是现代的全权社会。黑手党在其百年历史中唯一销声匿迹的时期是墨索里尼统治的时代。前苏联没有秘密社会，现在的俄罗斯秘密社会颇具势力。正因为中国已经长时间与秘密社会绝缘，我们对秘密社会的理论探讨只好从历史中寻找案例和注脚。

无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与人性永远不会完美。但我们还并没有沦为犬儒主义者。我们认为对秘密社会的最大消解，是社会大系统的健全——正当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正义可以得到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某种指标；秘密社会是主流社会的晴雨表。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原题为“秘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