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政府权力动态真空的产物 

某一地区中政府权力的真空是秘密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这一命题被当今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秘密社会黑手党的案例所证实。这一命题是否适用于中国呢？本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是该命题的一个例证。

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在上海建立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迅速崛起。但是权力的真空——满清与民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事情，租界的洋人掌权者又无力治理华人占主体的社会——使得上海滩混乱无序，罪恶丛生。

人们常常说，某种真空会“呼唤”某一事物的产生，这其实只是一种修辞，真空不过是为该事物的出笼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上海法租界在上世纪末“以毒攻毒”，招募青帮中人黄金荣作巡捕房探长，说明它真的在“呼唤”某种力量，即使该力量来自“黑社会”。后来居上的杜月笙——权势绝不逊色于黑手党的任何一位教父，连蒋介石都要将上海的事情托付给他——说明了八面来风的租界地上海是秘密社会千载难逢的沃土。

杜月笙与孟小冬合影

但是，上海在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中却只是一个特例。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不乏秘密社会，却统统与租界无关。并且，中国古代的皇权统治与意大利的封建制殊为不同，它根本没有提供“权力真空”或“三不管”的地带。不错，皇权帝国也有其地广人稀的边陲。但权力的直接含义就是管人的，人少权少，人无权无，只有人口数量与密度正常而权力失缺才可以称为“权力真空”。而这个意义上的“权力真空”在皇权治下的古代中国基本不存在。固此，它的秘密社会必是遵循着与西西里完全不同的途径生长和发育的。 

湘人王闓运在其《湘军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会党产生的原因： 

哥老会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光，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 

但是历史已被尘埃湮没。对当时的智者不成问题的事情，在今天却是需要思考和解答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起于游民，几成共识，而为什么游民要结成秘密团体，其深厚的成因却是不可以轻易带过的。 

古代的中国社会是个静态的乡土社会。大家居族而居，其物质与精神生活基本都发生在熟人之中。流动很少受到鼓励。相反，耕读传家，父母在不远游是古训、传统，乃至理想。这样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社会，自然没有为它的流动人员作好充分的准备。 

国家和社会没有在物质上为流动作好准备，流动时自然极其艰苦。但困难在何处，今人是可以想象的，不外旅行与食宿。

而在心理上，这个静态的社会还没有为较大规模的流动作好准备，却是今人所难于想象的。那就是人们对陌生的恐惧。而陌生中最可怕的无疑是陌生人。陌生所带的恐惧会不可思议地导致暴力。陌生与恐惧都是双向的，而双方的力量却并不平衡。其结果是异乡人成为易受迫害者。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生动地描述出下述情景。

1768年，一种“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盘桓。据说，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可以偷去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传说日甚一日，于是发生了以下的一幕幕。 

4月，杭州的四个和尚因所属寺庙无法负担他们的生活，到一河之隔的萧山县去化缘。一个孩子看到其中一个和尚铜钵上的名字，便大声念出，和尚笑着说：“小官人，认字了，叫什么名字。”孩子不理，和尚就上路了。不料，一会儿孩子的父母追来，认定和尚在招孩子的魂。村民围过来将二个和尚捆绑起来，殴打，并送到驿站。另外两个和尚听说后不服，去告官，受到捕役勒索，拒交，于是一同被诬告为“叫魂”，从此开始了他们苦难的刑讯历程。

5月3日，苏州人丘永年等三人在常熟流浪，被捕役搜查发现一把剪刀，旁观的一个孩子说刚才不知谁碰了自己的辫子。这个流浪汉不由分说被判定要剪孩子的辫子来“叫魂”，在县衙门被打致死。

4日，浙江湖州的和尚净庄打算顺太湖去苏州，在胥口镇歇脚时一个渔夫问他们是否从正发生叫魂的湖州来的，并威胁要抓起来盘问。净庄被吓跑，渔夫认为得到了证实，纠集人们把净庄抓起。

21日，汉阳府街头人们声称抓住一个可疑的“妖人”，将其打死并焚尸。

10月，直隶和尚通杲决定还俗回乡，开始蓄发。走到山东泗水县，仅因口音和头发的异常，被县役当作嫌疑抓获，刑讯至惨不忍睹。

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孔飞力这样评论此等事件： 

 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索。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便能够意识到某一“游方道士”的威肋。一个在本乡邻里间驱邪的法师大概不会比一个家庭医生更具威胁性。但如果他是外来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

社会对流动的物质设置与心理准备上的双重匮乏，迫使那些常规的流动者寻求和建立一种自我保障的服务系统，那是名副其实的“自救”。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常规性流动群体。其一是官僚系统。一句唐诗“同为宦游人”道出了官宦的流动性。而官僚系统为自身的流动——行止起居、送往迎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社会中的某种短缺当然并不意味着官僚系统中的短缺。其二是漕运系统，也就是近代最大的秘密社会青帮所托胎于其中的那个组织。漕运的由来、功能、规模如何呢？

漕运始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其功能为南粮北运。唐初每年运额20万石左右，开元年间达到200多万石。宋朝太宗时运额定为300万石，以后增至600万石。元代运额较少。明代运额与宋代相仿佛。清代嘉庆以前每年运额平均400万石以上，道光以后，由于海运开始，漕运减少到300万石，乃至200万石。与历代相比，清代漕运基本没有间断。嘉庆以前，漕运的数额占全国田赋征粮额的一半以上。漕运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朝代的经济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