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以前漕运船只共一万四千余只。自雍正以后，船体增大，每船装米600石，船只数量一直保持在六千余只的水平上。清代时漕运卫军共6万人，每船卫军一名，名曰旗丁，其余九人为旗丁雇佣的熟练水手；卫军轮流出运，不出运者从事屯田或其它军务。这样，每次出运，需旗丁六千余人，舵工水手五、六万人，加上沿河拉纤者，共十万人以上。每次出航，大部分都需六、七个月。雍正时水手“海运”可得银一、二两，道光时增至十两。清代的漕运制度与人员构成，无疑减少了开支，却因民间成分的进入为其走向秘密社会埋下了伏笔。 

漕运的组织编制是，每个卫所（以地域定编，如淮安、扬州、宁波）之下分成若干帮（也是以地域划分），少则二、三帮，多则八、九帮，每帮一般有50-60只船，也就是五六百人。全部漕船及人员划分为118帮。《辞源》认为，“帮”的“伙、群”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清代阮元的《研经室》：“其时闽浙海盗，三帮，各六、七十艘。”如果“帮”的这个意思产生于清代，则很可能是经由漕帮和青帮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而演化成主流社会中的现代语汇“帮派”的。以后青帮内的密籍“通草”（亦称“海底”），实为“通漕”的异音，通漕即跨越内部各帮的漕帮整体。这是帮派聚积力量的必然逻辑。 

漕帮初为职业组合。是在其成员加入罗教后，获得了更强悍的凝聚力。

罗教是产生于明代，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佛教支派。漕帮成员在清初纷纷加入罗教，既是因为罗教患难相助的说教投合水手的心理，又是因为罗教庵地处运河沿岸，水手们多是山东和北直隶的人，回空时无处住歇，病死亦无处掩埋，罗教便提供了托足和安息之地。乾隆前期所建造的数十庵堂都是水手捐造。退役的老水手，不能出运，便留庵看守，并耕作田地，还为返回住歇的水手垫给饭食，水手得到收入就偿还饭费，守庵者获得微利。自然，这一切都需要一张温情的宗教外衣去笼罩。于是漕帮与罗教一拍即合。

中国近代的流民和秘密社会多与宗教有不同程度的联姻，这与国外秘密社会很不相同，其原因或许如下。其一，流民与僧道都是摆脱了乡土和宗族的群体，这种共性是前者靠拢后者的前提。其二，在独立于乡土与宗族方面，宗教获得了合法性，得到了官方和社会习惯的认可，中国社会中的其它群体在这方面则较少得到认可。其三，在提倡互助方面，宗教具有得天独厚的精神资源。如孔飞力所说： 　

在种种为乞丐特有并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许是最能为人所接受的一种。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角色看作是在18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某种社会模板，每当时势变得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便能够将自己依附上去。这种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变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许正反映了18世纪状况的实质：那些被清代社会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

然而注入了世俗成分的罗教却未能躲过上述的1768年的劫难。当弘历真的相信了叫魂传说后，便严令各级官僚搜寻查处。叫魂系子虚乌有，承受皇权压力的官僚们便只好找替罪羊来交差。9月，江苏按察使吴坛在弘历朱批痛斥三个星期后上报：虽未抓获叫魂者，却发现很多俗人建造的庵堂，内有吃素念经的，也有不吃素不念经的。其实这些不僧不俗的庵堂已经在官府眼皮底下存在了半个世纪。立刻，数十名主持人被抓，有说几十所庵堂被毁，也有说庵堂统统改为公堂者。

明刻本罗教经书

这一事件是青帮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他们摈弃被官方废止的名称“罗教”，改称清门；118帮中每帮的首领谓之“老官”，每帮设老官船一只，供设罗祖。为官方所不容，使它从公开转为秘密。活动中心从庵堂转入漕船中，使其象征物充分地适应了其流动的特征。日益脱去宗教的外衣，则使其成为地道的世俗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