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关系中，一般认为，经济关系具有基础的作用，也即是决定国家关系最基本的因素。毫无疑问，经济利益对国家至关重要，但在现代政治中，经济决定一切的习惯认识屡屡被打破。经济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复杂多变，它并不总是与政治关系协调和同步，也不总是对政治关系有绝对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中国与美欧日俄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例子。

中国与美欧日有着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这没有保证其政治关系的密切。中俄关系则相反，尽管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相对单薄，难望与美欧经济关系项背，但在政治关系上却比与美欧关系好得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俄罗斯与欧洲和乌克兰的关系上，乌克兰危机发生前，俄罗斯是乌克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双方的经济关系不可谓不密切，经济利益不可谓不重大，但现在它们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

国家利益包含广泛的内容，经济利益只是其中一项，在经济利益之外，中俄关系对中国还存在着其他重要性，其中有一些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

中俄关系在中国的周边安全中有特别的地位。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也是最强的邻国，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它是中国边界安全最重要的一环，中俄关系的好坏对中国边界地区安全举足轻重，这一点人所周知，无须赘述。

中俄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意义不仅是在两国的边界地区，它对整个中国北部周边安全都有重要作用，包括属于中俄共同周边的蒙古国、中亚、阿富汗，乃至朝鲜半岛和南亚。中俄两国在这些地区各有自己的影响力，两国友好和协作也是保持中国大周边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还应看到，如果说与较小邻国发生问题只有局部意义的话，那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发生问题就有可能对中国产生全局和战略性影响，这也是中俄关系的特别之处。

在中国最大战略压力来自海上的背景下，良好的中俄关系能够保证在平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亚欧大陆，在遭遇重大战略危机时中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战略后方，这对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利益。这一意义在正常时期是隐性的，似不显著，但当中国面临重大外部变故时，它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将显示出来。中俄关系在中国的战略格局中居于特别地位。不管喜欢不喜欢或承认不承认，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客观存在，它对国际格局具有很大的塑造作用。

当地时间18日，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会面 图自：白宫社交媒体账号

在大国关系的构成中，中俄美欧印以及日本是基本要素，它们之间可形成多个三边或四边互动关系，乃至五边或六边框架。不过，在所有的大国中，中俄美关系无疑最为突出。它们是当今国际政治中三个最具独立性的支点，欧洲和日本与美国是联盟关系，美国是盟主，欧日仍有一定的依附性，印度虽奉行独立外交，但它更多是被拉拢的对象，尚不足以成为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独立中心。

通常认为，中美俄大三角已经一去不复返。确实，与冷战时期一模一样的大三角不会再现，但这不意味着三角的形态不会重返。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在国家关系中古已有之，至今不绝如缕，中美俄大三角不过是其一种表现，但它不是国家关系的例外形式。换句话说，作为大国关系的常态而非例外形式，三角关系是可重复的，问题只在于其是否具备产生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则新大三角的再现不是毫无根据的想象。

当然，大三角的形式可以重复，但具体内容不会相同。如新三角关系出现，它的敌对性质、对立程度、影响范围与冷战时的大三角相比都会有所不同。

新三角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中俄美相互对立。中国无意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游戏，既不准备与俄罗斯结盟，也不希望与美国对抗，但在美国已把中国作为最主要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如果中俄关系逆转，则三国相互对立的条件齐备，新三角关系就有可能出现。

在新的三角关系中，中俄的角色和位置发生变化，中美是最强的两极，俄罗斯是相对较弱的一方。有必要解释，这里所说的两极含义与美苏两极不同，它是指在世界多极结构大框架下中美综合国力远超其他大国的特殊地位，或可将其称为“两超多强”。它是当今国际结构的客观状态，但不意味着中美各代表着半个世界。它也不是指政策追求，与多极化进程和中国的多极化政策不矛盾。

美国把中国作为遏制的主角，把俄罗斯排在次于中国的地位。考虑到中俄特别的政治地理条件、复杂的边界和历史问题、急剧拉大的国力差距、中国在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影响的快速增长等，在两国关系走向负面时，俄罗斯更易于把中国作为主要压力来源。这样，就会出现美俄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挑战的情形。

当然，这是一种最坏的假设，但如果把中俄关系搞糟，则无疑会为这种假设变为现实创造条件。现在俄罗斯与美欧尖锐对立，看不到双边关系在可见的将来发生根本改观的可能，但现今世界变化莫测，“黑天鹅”频出，一俟时过境迁，国际环境也会为之一变。唯有兼顾局部和全局、短期和长期，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五、长期稳定与大起大落

中俄关系应保持稳定，不过，这里的理由和角度与前述“保持派”不尽相同。它不是出于亲美或反美，也不是出于亲俄或反俄，而是以国家关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家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运行受多方面的因素推动，也有其惯性和规律，并有一定的独立性，保持正常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对事件方的支持或反对。简单说，它们之间不必然挂钩。

时任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2024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极大地加深”了全球南方国家与欧盟之间的政治隔阂

乌克兰危机使世界陷入剧烈震荡，国际政治似翻天覆地，不过，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国家关系的基本格局并无明显变化，它有所调整，但没有被彻底打乱和重组——原本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依然保持正常关系，虽然有一些国家因某种原因有政策波动或疏离，²¹很少有非西方国家急剧改变立场，站到坚决反俄罗斯一边，²²全球南方基本上都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²³而坚决反俄的基本是西方国家或与西方政治关系更近的国家，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改换门庭站到俄罗斯一边。

这不是偶然的，类似情况在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它表明，国家关系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双边关系状态最具基础意义。在友好国家之间，当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时或出现危机时，在相互没有出现直接重大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国家通常倾向于维持正常关系，而不是因存在某些问题主动去毁掉它。良好的国家关系是数年乃至数代的积累，承载着多方面和长期的国家利益，维持国家关系的动力往往强于外部一时一事的冲击，这使友好的国家关系具有保持稳定的自我导向和惯性。国家关系是长期的，它不是与一个政权的关系，也不是某一时段的需要，政权会更迭，时间会变迁，但国家关系将一直存在。成熟的国家关系政策也应是稳定的，有持续性的，可预测的，而不能是忽起忽落、缺乏连贯性的权宜之计。

中俄关系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作为国家关系，它受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而双边因素的作用尤为重要。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外部因素，诸如俄罗斯政权的状态、它的国内发展好或是不好、它在乌克兰危机中获胜还是失败、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好转还是恶化，这些都对中俄关系有某种影响，但它们不是决定中国对俄政策的关键条件。中国与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发展关系，包括不同宗教、不同政治文化、实行不同对华政策的国家，自然，也没有理由不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况且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在对外关系上不受他国要挟。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并无特别之处，它与其他国家的行为模式没有重大不同，也符合国家关系的一般规律。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俄关系时好时坏，经常是大起大落，没有过保持长期密切友好合作的记录。从1996年两国宣布为战略伙伴算起，现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持续27年，这不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而且在中俄关系400年的历史中都绝无仅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

这一结果来自两国对过去痛苦教训的吸取。中俄/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曾超乎寻常地热烈，但在60年代却快速跌入冰窟，从最亲密的朋友变为敌人，直至发生边界军事冲突，濒临全面战争的边缘。两国关系用了25年直到1989年才从全面破裂恢复正常，又用了7年到1996年才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战略合作水平。

中俄是十分友好的关系，对此无须赘述，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乌克兰危机虽然剧烈，但它不是针对中国，中国可说是局外人，未被直接牵涉在内。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是自然的选择，不仅是与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美欧也是同样。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没有自己的立场。

保持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的利益，也有助于国际和地区稳定。在欧洲与俄罗斯已经处于激烈对抗的情况下，中俄关系的恶化将使整个亚欧大陆陷入动荡和不确定状态之中。良好的中俄关系至少可以保证半个亚欧大陆的基本稳定，也使半个亚欧大陆保持着正常的秩序。这符合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中国采取不结盟政策，不主张与美欧对抗，不希望形成两大集团，不追求摧毁国际秩序，中国的政策和思想也会体现在中俄关系中，并影响中俄关系。因此，中俄合作不会加剧国际秩序崩溃，不会强化与美欧的对抗，不会加深国际社会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