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归“适应型”战略？

在1971年中美会谈的基础上，中国于1979年与美国建交，而且形成了反苏的“准同盟”。作为回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向中国部分开放了市场。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下，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改变，这为轻工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惠及民生提供了前提。

而在知识界发生的变化，则是马克思主义线性史观的变体与西方文明优越论发生叠加——既然要推动改革，那就要承认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梯上尚处于一个不太高的位置，需要“补课”。

在这种意识下，19世纪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就正大光明地回归80年代中国，各行各业更是涌现出一批正在行走的“当代福泽谕吉”，也正因此，产生了1988年《河殇》这个具有标杆意义的文明论述样本。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霸权，“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也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影响。

在美国单极霸权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线性史观的变体与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叠加，产生的是加强版的“超前立法”观念：“超前立法”，对上能够获得列强的承认，加快中国进入“国际文明社会”的步伐；对下可教化民众，培养出所谓“现代人格”，推动社会的现代化，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不考虑这种几乎是“主流共识”的知识背景，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出版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并非因为批评者完全不愿考虑苏力所提出的“法律移植”在技术层面可能有的缺陷，而是因为苏力在其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主流共识”的背离——苏力以“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将“向上”的眼光相对化了，由此来看，与工业与城市工商业文明相配套的现代法律体系，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而，“向下”的眼光就获得了正当性，而秋菊要的“说法”，正是在这样的眼光中得到呈现。

那么，90年代中国寻求加入WTO并因此修改自身的法律体系，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超前立法”？从表面上看，它其实接近晚清修律和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六法全书》，都是基于一种适应国际霸权秩序的行为策略。

事实上，在90年代，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大部分对WTO的印象非常负面，视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工具（《读书》杂志，2007）。受命进行WTO谈判的官员偶尔发表的言论，也让很多人深表忧虑——显然，他们的眼光主要是“向上”的，不像是能听懂秋菊们的诉求。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却迎来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经济飞跃时期，在十多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2005年，中国著名的网络BBS“天涯论坛”上一位名为“雪亮军刀”的网友发帖论证中国经济总量会在2030年超过日本，众多网友不相信，纷纷与之论战，试图证明中国经济并没有这么大的潜力，这一辩论成为当年一个重要的网络事件。

但正反双方都没有想到，仅仅5年之后，中国的GDP就超过了日本，再过五年，中国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这种生产力的爆发，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想到，欧美列强也没有想到。如果能预料到有这么一天，列强必然会在加入的时候，设置更为苛刻的条件。然而，当欧美政治与经济精英们回过神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就世界贸易秩序而言，中国是从一种“适应型”的战略选择开始，但随着实力的增长，绝不会一直“适应”下去。中国必将提出自己的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张，而这正是让欧美列强极为不快的前景。但将这样一个结果归结为自由化、市场化的胜利，也是非常片面的。数亿人口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制造业，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这种急剧的工业化往往伴随着极大的社会分化。

但中国较好地控制了急剧工业化的社会后果。这就与革命建国所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在通过WTO打开国际市场，从而扩大生产规模之前，中国已经拥有了数亿优质的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他们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完全能够胜任正在兴起的制造业的劳动；同时，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仍拥有土地，生活有保底，能够承受进城失败的风险；土地并非私有，集中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较低，这就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促进投资的迅速扩大（阿瑞吉，2009:354-392；黄宗智，2015）。这些条件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留下的，在新的形势条件下发挥出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