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型战略与“超前立法”

然而，在一战导致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全面崩溃之后，另外一批中国政治精英选择的是与列强主导的旧秩序决裂的革命运动。在凡尔赛和会上，中国虽为战胜国，却被列强像战利品一样处置，引发了国内的抗议热潮。而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对列强霸权秩序的挑战，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可能性。

随之，中国就有了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二者联手发动的国民革命公开打出了“反帝”旗号，但最后是中共将这一旗帜真正坚持了下去。新的革命目的并不是获得既有的国际秩序的承认，而是要通过“世界革命”改造既有的国际秩序，在一个新的、更为平等的国际秩序中为中国赢得尊严。

在此，对一种新的、尚未变成现实的理想社会的渴求，取代了列强的承认，成为立法的引导意识。同时，伴随挑战而来的战争压力，也成为制度演变的重要动力。

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在中国乡村推行的许多新法实际上都是非常“超前”的，以妇女解放为例，这本身并不是中国基层社会自身提出的诉求，它首先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国际影响下所产生的理念，后来才变成行动。当这一主张变成实践的过程，也经历了诸多曲折。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要求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立刻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各革命根据地颁布相应婚姻条例，废除重婚、婢女、童养媳、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这一阶段中共受到苏联影响较深，许多地方的婚姻政策规定“结婚、离婚绝对自由”。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几乎更是照搬了苏联《婚姻、家庭及监护法》第18条的规定，宣布：“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张希坡，2004:136-137）

这一规定主要考虑的是妇女解放、社会革命而非社会稳定，对按传统习俗成婚的婚姻关系也没有作出规定。革命根据地很快出现“离婚潮”，尤其对红军战士家庭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4月8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在坚持解放妇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进一步保护了儿童的权益，又适当体现公平原则和照顾现实情况，对红军战士的家庭婚姻也进行了特别的保护。

类似的故事，在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又上演了一次。《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颁布之后，边区掀起“离婚潮”，抗日军人的家庭稳定尤其受到冲击。边区政府在 1943 年 1 月同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对抗属离婚做出了一些特别规定。

1944 年 3 月 20 日重新颁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一定程度上向当地的传统作了妥协（韩延龙、常兆儒，1984:810）。中共认识到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变化并无法保障妇女地位，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基础上提升妇女地位，于是动员妇女参与边区大生产运动，促使男女两性的利益在发展经济、增加家庭收入上得到统一，并提出了“家庭和睦”的口号，同时，大力鼓励妇女加入农会、工会、共青团、共产党乃至革命军队。

无论是中央苏区还是陕甘宁边区，由于立法者与基层民众存在频繁的互动，尤其是因为立法者直接仰赖于民众这个“衣食父母”，一步走错可能会导致革命队伍成千上万的伤亡，立法中出现的教条倾向，很快就能获得了纠正。但是，不管中共如何作出现实主义的调整，立法始终是其庞大的社会改造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站在国民党一边的王伯琦说的“法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具有部分的现实意义——对新法的宣传，实际上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成为社会动员的一部分。社会或许没有成熟到可以实施新法的地步，但共产党人将通过革命，将其改造成适应新法的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马锡五就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形象，他镶嵌在一场以“超前立法”为手段的社会革命之中，通过与基层民众密切互动的司法，既维护个案的公正，也继续推动这场社会革命。

版画《马锡五调节婚姻诉讼》再现了“封芝琴婚姻案”，为《刘巧儿》故事原型

对新社会的憧憬，引导着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的变革。但与此同时，革命者时刻处于战争的压力下，当社会理想碰到战争的必然性（necessity）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需要权衡。上文所述根据地婚姻法的演变之中，就存在对战争因素的考量——如果过度的“离婚自由”导致广大指战员的婚姻家庭不稳，那么它最终将会削弱革命的力量。而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对中国国内制度变迁的影响。

新中国刚建立之时，在工业化道路上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决策者而言，打赢迫在眉睫的战争，关系到新政权的生死存亡。而战争需要强大的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从农业剩余中提取。

1953年，梁漱溟对工业化战略提出质疑，认为中共进城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忽略了农民。毛泽东的回应是，“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该决策的理由非常直接明了：打赢迫在眉睫的战争更重要（汪东林，1989：20-23）。

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压力下，中国走上了城乡二元、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最有利于集中资源加强国防的道路，当然也会造成一些弊端：如城乡之间缺乏自由迁徙，流动只能通过行政体系来实现，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生活差异较大；知识分子主要集中于城市，与乡村的生活经验日益隔膜； 在苏联变得日益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也有出现。

在这一工业化道路上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并不符合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因此他试图以新的政治运动来防止中国向苏联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中国同时陷入与美苏两国的冲突，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战争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时候，纵然是毛泽东也只能做出现实主义的抉择。他果断地出手阻止了政治运动对军队的冲击，以保存中国的国防力量。至于当年曾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惊愕的1971年中美会谈，更是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