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这本书最后两部分谈中国大学和当代中国文学，您觉得这两个方面也是“文化政治”概念的组成部分吗？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是个大问题。你也是在大学里工作，相信许多读者也都关心大学问题。我这里主要谈两个具体问题，第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的本分、定本位和使命不清晰的问题。中国大学是培养未来中国社会中坚的地方，也是“文化政治”核心能力所在，在狭隘的专业主义、职业驱动、量化管理当道的今天，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教育改革，特别是本科生在经典阅读、分析性、批判性讨论等方面训练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性很强问题。我比较担心的是大学本科基本阅读、分析、讨论、写作训练的质量。这方面同美国一流大学比差距很明显。即便在北大招生质量相当高的院系，相当一部分本科生仍然无法承受每周阅读一部经典文本的阅读量，在讨论和写作层面也说不出什么有个性的见解，打开文本、进入文本，同“伟大的心灵”直接对话好像比较困难。当然，这主要不是学生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本科生每学期要选8-10门课，实在太多了!  凭这种上课法，即便学生进校时是天才，毕业时恐怕也不会读书思考了。如果大学只是一个知识超市、文凭工场，职业培训所，中国大学同“文明”之间的纽带关系就不存在了。

大目前国内大学师生似乎都在围着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转，大家都在项目化的学术生产和量化评比流程中疲于奔命，但真正有效的思想交流，比起八十年代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然也要承认，一些基本盘的进步也很明显，总的来说，博士训练和青年教师合乎专业规范的写作出版有明显的提升。希望量的堆积、残酷的竞争淘汰，最终能带来些正面的结果，能在人的培养和学术思想的推进上有所斩获。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最后部分回到文学，讨论新中国文学经验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政治角度看，文学不可取代的功能，在于它叙述、组织、再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情感世界。今天中国人的外在经验和内心经验，包括情感世界，被编码在形象、故事、种种戏剧冲突和它的“解决”之中。这些经验里面有哪些持久的打动人的力量，在什么程度上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让他们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认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和历史世界，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每读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或研究某种种文学现象，我都会关注中国经验获得了什么新的形象、什么叙事和戏剧冲突的可能性，这些生动的形象对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提出了什么新的挑战，迫使我们去思考那些新的问题？

读者可以看到，我对文学内部的形式创造力有浓厚的兴趣，但我认为这种创造性需要放在一个尽可能大的、严格的历史框架和理论框架里分析和阐释。我同文学的关系既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是批评家同文本的关系，同时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同他时代的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之中，我认为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是第一性的关系。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强调批评的理论性和批评的当下性，而对学科建制意义上的文学史不太在意。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不是没有价值，但它终归是创作、批评和理论实践活动的记录和材料准备，它在文学、美学领域的价值，最终仍然需要通过批评和理论来决定，也同样无法逃脱文化政治内部的“阐释的冲突”。如同考古学家的工作场所在发掘地、人类学家的工作场所在田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场所就在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打开文本”并不是文学研究的终点，而仅仅是一个“阐释的循环”的起点，因为任何文本只能在更大的文化、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参照系里面才能打开，而这个打开过程也是我们介入这写更大的分析框架、介入更为深刻的阐释的争夺和意义的创造中去的路径。所以“当代性”本身包含了历史性，包含了文化社会形态的比较研究，包含了概念、理论和方法论探讨。有效的文学研究必然是一种总体研究，需要调动多重的参照系和分析框架，包括多语言、学科、兴趣的积累和准备。我想“文化政治”的概念也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挑明了文学研究的总体性。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2016年第九期《经济导刊》，观察者网获授权独家全文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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