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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文化政治”:文明国家的存在理由
关键字: 张旭东:从文化自信到文化政治--全球化时代“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Q:第二部分谈“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您不担心学界有人看到这些标题会觉得您同“官方”走得太近?
听上去是有点跟“官方话语”接近,但我并不觉得需要刻意回避。实际上我谈的是两个很具体的问题。一个是继续谈“第四等级”和“新人”的问题。 “中国道路”就是“新人”为自己开辟的道路。这是地面上从来没有过的路,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路,就像鲁迅在《故乡》最后讲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有了路。” “没有路”有两重含义,一是走别人的路走不通;一是别人压根不允许你走他的路,处处封堵你,但又“不需革命”,不高兴你探索自己的道路。那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特殊道路呢?特殊的道路在什么意义上又是普遍的?中国人想过的生活什么意义上是别人没有办法参与的?也没有办法分享,或者说别人不愿意分享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或独特的处境,但这个特殊处境又是处在世界历史的整体关系中、被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特殊”,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在什么意义上,中国人想要,不但别人也想要,而且有责任也给予别人,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内在问题。从理论上讲,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中国人今天做的一切、想的一切都是特殊的,比如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制、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限定的,别人没有办法分享、参与;在什么意义上中国人做的事是应该给所有人参考甚至效仿的。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中国人应该同时“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至少不能再去重复他人走过的成问题的路,比如破坏环境资源、竭泽而渔的“发展主义”道路;比如鼓励弱肉强食的竞争、任凭不受节制的资本逐利而导致社会分化、撕裂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所谓“第四等级”的提法,也是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意义上,强调对既有的、物化和特权化、排他化的“第三等级”的超越。
Q: 您在第三部分谈“文化自觉”,这似乎是八十年代“文化人”以来的一个老题目了。今天再谈这个题目您是要赋予它什么新意?
的确是从80年代文化热以来一直在谈的问题。这本书里也许还讲出一点新意的地方,在于用文化自觉、伦理自觉、政治自觉这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取代八十年代延续下来的那种“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思维。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知识分子要做和能做的是通过文化领域的激进性、革命性运动,通过“荡涤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为一个新中国的到来清场。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文化知识分子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却是用“文化自觉”去改造和统领“伦理自觉”和“政治自觉”,最后自以为是地把“新文化”同体现历史现实的“伦理”和“政治”对立起来,有时候更是稀里糊涂地站到政治革命和国家政治的反面,最后只能自命清高地守着“个人”、“普遍”、“唯美”这些暧昧的概念,客观上落入种种“间接权利”的窠臼中区,与人民、国家形成情感、道德和价值观上的距离。这里的误区恰恰是忽略了文化政治的逻辑,忽略了文化与政治内在的一体化,忽略了文化革命的最高诉求:它不是单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否定,而是集体性、政治性的自我肯定、自我辩护和自我更新。这也解释了为何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越是把“文化”和“国家”对立起来,他们在文化上就越是缺乏说服力和创造力,在文化政治共同体中就越是边缘化、感伤主义化、虚无化。因为从文化政治的逻辑看,中国革命和国家政治正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具体形态,“文化”和“政治”是这个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互为目的,相辅相成,而不是各自为政,甚至反目成仇。
在文化变革、文化更新的根本方向上,近现代知识分子往往不是很明了文化与政治的根本性关系,不明白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确立,乃是文化革命和文化创造的最高目标。所以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其实确实都“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而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也只有通过血的教训,才逐步摆脱了共产国际教条主义指令,走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道路”,历史起点就在这里。从文化政治的逻辑出发,我们今天可以进一步理解什么叫“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个选择一直到今天仍然构成人民共和国正当性来源和基础,是“新人”和“新中国”的“决定性历史经验”,也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质。中国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事件和文明事件,因为它带来了一个新的文化,新的国家,新的人民。文化政治的概念,也为分析近代中国历史上文化自觉、伦理自觉和政治自觉之间的有效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吧。
Q: 记得您在下面的第四部分谈“中国认同与世界主义”时,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转眼八年过去了,此刻大家正在电视上收看里约奥运会。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新的想法?
在这个大标题下我谈了几个具体现象,其中关于奥运会那篇是一个约稿。近年来,每次回北京经过北四环边上的“鸟巢”,都难以相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过去这么多年了。感觉就像昨天一样!如果你查一下当时海外媒体的报道,会发现西方世界的心理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不能说不支持,另一方面心里也不是很爽。所以在各种报道中不断挑刺,海外火炬接力也在一些地方受到阻击。其实,每当中国真要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按照所谓“普遍”、“客观”的标准融入世界的时候,即便中国人满心希望被世界接受,但以普遍性、客观性拥有者自居的西方总会提醒中国人,“普遍性”其实是一套政治性说辞,总是按照现实的逻辑和力量对比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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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回想一下,那时中国是实心实意地按照奥运会的标准来办奥运会。作为东道主,中国运动员是要更高、更快、更强,它是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但是整个西方的舆论媒体在不断地指出特殊性,还有非体育因素:你们的人权状况怎么样,你们的环境怎么样,你们是不是专制,你们有没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剧场效应。中国在追求普遍性,而西方反复地坚持文化的、社会的、制度的特殊性。最后北京奥运办得非常成功,全世界所受的震撼直到今天还在。这件事特别点出了中国与西方的微妙关系。我在另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关系: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又是敌人又是朋友,又不是敌人又不是朋友。这跟当年美苏冷战时期的关系、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2008年奥运会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华丽出场,它的成功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眼睛不应该只盯着西方看。
我用这个小例子来讲中国认同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国的事情一定是全世界的事情,全世界的事情也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没有这样一个觉悟和意志,中国人单走自己的路是走不好,甚至走不通的。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我们只扫门前雪的话,雪会越扫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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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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