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张老师的演讲，带着大家回顾了这75年来新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我们身处当下，虽然会面临一些挑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当下这样的生活环境足以让我们获得一种很大的成就感。丹尼尔刚才在演讲当中也“做了一些比较”，我们一直说，很多感受其实是来自于比较，比如说国外的儿童安全问题、怎么跟警察互动的问题，你其实没有特别地展开。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比如说在国外，如果孩子出门玩的话，你们担忧的点在哪里？

丹尼尔·邓布里尔：当您的孩子外出时，这不仅仅是安全问题，成为犯罪受害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美国，这种情况比在加拿大更糟糕。此外还有西方存在的各种影响，比如毒品文化，或是与犯罪团伙纠缠在一起等。我见过一些拥有良好育儿技能的父母，他们非常关心、关注自己的孩子，但即使这样，他们有时也会失去孩子，他们的孩子也会受到这些影响。

中国有其自身的挑战，但当你看看西方存在的各种挑战和影响时，会发现后者的风险和后果更糟糕。如果让孩子们卷入那里可接触到的任何事情，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与警察的关系，可能是一种恐惧和麻烦的混合。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说明这有多荒唐。

在我搬到中国之前，我有一次在多伦多北部开车，错过了右侧的高速公路入口。于是我想在交通信号灯处先左转，因为那里有专用的左转车道，我打算转入那条小路，找个安全的地方掉头。结果我一左转，就加入了12辆车的队伍，大家都在等着被警察开罚单。当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说：“你在限制时间（the restricted time）内掉头。”我问：“我怎么知道？”他们说：“那里有个标志。”这让我感到很困扰。

第二天，在我收到罚单后，我回去查看真的有那个标志吗？结果发现标志确实在，但完全歪曲了形状，唯一能看到它的方法就是坐在下面仰望。而这些开罚单的警察，那一天可能开出了数百张罚单，却没有想到去交叉口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错误——他们寻求的是从不良行为中创造机会，而不是纠正不良行为。

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重庆，有几天你的车牌号会被限制行驶过市中心的桥。我犯了错误，在错误的日子通过了桥，结果收到了1或2分的罚单。不过，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在自己的手机上观看一些安全视频，以此来抵消这些罚分。

主持人：我们经常说“日用而不觉”、“久而不觉其香”，你看丹尼尔说到儿童的问题，不光光说儿童会成为罪案的受害者，还担心他出去玩就学坏了。

张维为：对。实际上现在对于孩子的教育，无论是欧洲还是加拿大、美国——当然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就是担心吸毒，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毒品无处不在。

至于跟警察的关系，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你在美国学驾驶就知道了，他们一定要教你遇到警察后该怎么办。他们有时是在很认真地执法，当然，你说这是“骚扰”也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一旦警察叫你停下来，你就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千万不要摸口袋、不要摸包。因为美国警察的“裁量权”非常大，他可以叫你举手、给你戴手铐，甚至可以开枪。

不过有时候严格地执法也有其魅力，我到现在都保留一张我在瑞士开车时吃的罚单。有一次我开车经过瑞士的一个小镇，时速超了1公里，结果就收到了一张罚单，罚120瑞士法郎，当时大概等于1000元人民币。有了这段经历后，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我们说“人民的警察”，这是对的，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同时也要让执法有充分的权威。

主持人：我再问一下丹尼尔先生，您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除了您刚才说的便利、安全、自由等等，还有什么其他感觉特别想分享？

丹尼尔·邓布里尔：这很有趣，因为我认为尽管我在中国生活并享受着这里的生活，但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媒体的洗脑，我仍然会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一些描述，尽管我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相反的情况，这充分显示了西方宣传的力量。比如污染等，我认为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在不断改善。正如我先前所说，最显著的事情之一就是交通，比如高铁，谁能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情景，而现在，中国已有超过40000公里的高铁，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

主持人：丹尼尔先生刚才分享的这段也很有意思，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16年时间，他自己都有前后比较。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直在往前走，很少会往后看，比如说我们习惯了当下这样的一种公共环境，常常淡忘了10年、20年前是怎样的，有的时候回过头看才发现，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丹尼尔·邓布里尔：是的，我认为如果你生活在这里，体验到这些发展，可能会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你可能会认为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应有的变化程度。需要一个外部的人，他几乎见证了所有的变化，才能说：“不，其实这不是正常的。这里的变化速度真的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