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长期主导的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叙事、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硬实力，西方现代性所代表的软实力，今天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的挑战。”

“‘文明型国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件重新认识国家、建立多元自主话语的武器。”

在2023年2月2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77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再次讨论“文明型国家”这一叙事的广泛影响。

张维为：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曾经讨论过“文明型国家”话语，它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叙事之一，俄罗斯、印度、伊朗等非西方大国都公开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西方内部也有许多政治人物和学者热议这个话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20年刊文惊呼：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22年发文概述“文明型国家”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这篇文章说，“文明型国家”吸引了各色各样的非自由主义者。美国人文思想杂志《Telos》最新一期的专题是：“文明型国家”与自由主义帝国。

这些代表西方思想界风向标的刊物为什么如此关注“文明型国家”叙事？因为这种叙事触及了西方政治话语最敏感的神经，即“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价值才是普世价值，以及这两种话语背后的“西方中心论”的元叙事。

我注意到我自己关于“文明型国家”论述中，有两段话是外界引用比较多的。

第一段是，“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它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它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这段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或者叫做“自由主义的元叙事”，也就是说，西方界定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不是普世的，而是地域的，从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各国人民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和文化历史传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包括借鉴别人的经验，这才是人间正道，或者叫“文明型国家的元叙事”。

第二段话是，“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够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

这段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民族国家”的元叙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话语都认为唯有“民族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式民主制度才代表现代国家，现在我们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民族国家”之外还有其它类型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文明型国家”，它甚至可能是更高阶段的国家和更高水准的政治制度。

回望历史，“民族国家”及其西式民主才是现代国家的叙事，带来的是许多传统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期间充满了党争冲突乃至战争。

仅在过去数十年里，我们看到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还有今天印度内部许多纷乱的状况，多少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美国以推动“自由民主”为名，在非西方世界许多国家推动所谓的现代国家建设，结果是一败涂地。以美国占领阿富汗为例，经过整整20年的时间，花掉了2万多亿美元，但它所建立的所谓民主政体和军事力量不堪一击，还“成功”地把阿富汗政权从塔利班换回塔利班。

美媒曝光美军蓄意隐瞒枉杀阿富汗平民。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精英担忧“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话语，以及支撑这两种话语的底层逻辑，即“西方中心论”的元叙事。

从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非西方大国关于“文明型国家”的论述来看，他们本质上都拒绝西方的“民族国家”话语、“自由主义”话语和“西方中心论”的元叙事，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精英对于“文明型国家”及其话语的崛起感到如坐针毡的主因。

当然，“元叙事”这个概念本身也有不少争议。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把后现代定义为“不相信元叙事”的时代，他特别反对元叙事的所谓“总体性”，认为后现代哲学要致力于解除“总体性”对不同知识的束缚。

然而，我们看到过去数十年来“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论”事实上一直是西方的元叙事，而中国人认为，从人类社会认识世界的规律来看，寻求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性”把握十分重要，中华文明也好，中国模式也好，更是相信总体把握和长线思维，而且从中受益良多。

2022年12月6日，我们中国研究院举行了思想者论坛暨全球政治中的文明型国家高端研讨会，与会的一位美国资深学者内森·加德尔斯认为，中国通过宣布自己是“文明型国家”，实际上正在遏制西方，它在质疑西方所提出主张的普遍性。

我问他，我说，“遏制”(contain)这个词您是否用得太重了？他说，现在到底谁在遏制谁？“文明型国家”主张是遏制西方，因为它拒绝了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普遍性。

我们在场的另一位学者说，我觉得“遏制”这个词挺好，表明中国是进攻性防御，我也同意“进攻性防御”这个观点。加德尔斯先生在给研讨会提交的文稿中说，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展现出的社会凝聚力，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日益分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担忧“文明型国家”在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中会领先美国。

我想他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文明型国家”及其叙事的崛起，给西方“自由主义”叙事带来的挑战。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其实是“文明型国家”对西方所谓“现代性”的超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软实力的超越，他提到的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内可能会领先美国，某种意义上也是担心“文明型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水平的超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硬实力的超越。

换言之，在软硬实力两个方面，加德尔斯这样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精英都认为西方垄断了数百年的霸权地位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及其话语的挑战。

总之，西方长期主导的“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的元叙事、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硬实力，西方现代性所代表的软实力，今天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及其叙事的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叙事崛起可能会是一种新的元叙事的开端。我个人认为更多的国家会沿着建设某种“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的方向发展，西方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最终可能会被新的“人类共同价值”来替代，这样的价值可以包括和平、发展、团结、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可能会被取而代之，这将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该为实现这样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超越早已落伍和充满偏见的西方话语，也没有必要在西方的标准和话语下去建构所谓的中国学派，这在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分量的。我们应该相信人间正道，相信实事求是，相信“文明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影响全世界的坐标体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