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不需过度解读，建议设定名义GDP增速目标

观察者网：今年总理政府报告里提到，202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设定为4.5%-5%。外媒几乎都在聚焦这个数字，称这是过去几十年少见的低增长目标。作为经济学家，您认为这个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必然调整，还是基于对今年挑战较大的判断而主动调低了目标？

张军：可以理解为，今年的经济目标就是“5%左右”。设定区间是为了给今年留有一定余地，如果直接定5%，可能会显得约束性太强，执行起来稍有难度。

实际上，多数经济学家仍呼吁今年目标应定在5%。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下调增长目标，因为“十五五”开局需要相对高一点的目标来支撑2035年远景的实现。但没想到最终定了4.5%-5%，这其实是回到了以往区间目标的表述模式。前几年，我们的增长目标喜欢用区间，比如7%-7.5%。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不必过度解读。

但关键问题在于，4.5%-5%是实际增长率目标，它是基于五六年前的不变价格核算的当前产出，实际上存在一定高估。我认为现在更应该关注名义GDP增速。我们设定的2035年的远景目标、“翻番”等目标都是按名义值计算的。既然物价涨幅目标是2%，哪怕实际涨1%或1.5%，也是积极的。以名义增速为目标，才是一个更具宏观含义的指标。去年实际增长5%，但名义增长只有3.99%。如果物价上去了，名义增长5%、实际增长3.99%，从宏观角度看，状况会更好。

因此，我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增速与物价涨幅统一起来，直接设定一个名义GDP增速目标，比如6%，甚至6%-6.5%或6%-7%。

过去四五年，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物价涨幅目标都未能实现。两年前从3%调整为2%，但2%也未能达成（2025年CPI为持平，PPI为负2.6%）。与其同时设定实际增速和物价涨幅两个目标，不如合并为一个名义GDP增速目标。

中国经济面临轻度通缩隐忧：2025年CPI与2024年持平，PPI下降2.6%

所以，4.5%-5%这个增长目标不必过度解读，实际增长还是5%左右，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我们真正应该更关心的是名义GDP增长，因为它更能反映公众的体感。而且近几年名义GDP与实际GDP一直倒挂，令人担忧，我们需要让它回归正常状态。因此，我认为政策应更关注名义值、关注物价。如果物价起不来，总需求就很难实现反转，这才是核心问题。

这里的物价不只是CPI，而是整体物价水平，包括生产端的PPI。我们的CPI受季节性等因素影响，有时能达到2%甚至更高，但PPI已连续八九个季度处于负增长。所以需要从物价总水平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

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需要妥善考虑民意

观察者网：您谈的这个角度非常重要。要让物价能够起来、PPI能够转正，您认为通过政府之手能够实现吗？像PPI这类指标似乎更多反映市场波动，政府能够干预吗？可能有哪些具体措施？

张军：我们现在不去讨论物价涨或不涨哪个更好。一个国家面临通货膨胀时固然头痛，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轻度通缩的压力，且这种向下的压力尚未缓解。所以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善我所说的、不仅仅是CPI而是综合的整体物价状况？

回顾改革开放几十年，对我国而言，完全靠需求拉动物价上涨的力度是在不断减弱的。过去大规模建设时期，基建投资增速大，项目批得多，通胀就容易起来。但现在中国经济已从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在这种情况下，物价要起来，就要从成本端入手。

从成本入手，就涉及到我们最上游的部门，比如能源。要知道，全世界当前的通胀源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乌战争后能源价格飙升且居高不下。但在中国，最上游的基础产业价格实际上是被控制住的，因为这些行业基本是国有的，有严格的价格管制。由于是国有企业，它们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资本回报率要求也不高，所以我们的电力、能源、石油等价格都相对较低。

在目前状况下，这些行业不可能涨价，国家也不会允许。而且如果要调价，中国会面临一个问题：老百姓会非常敏感。他们会觉得工资没涨，但水、煤、电都涨价了，难以承受。这在短期内有民意上的问题，也有政治正确的考量。所以，这是经济学家会思考的问题，但决策者是否能够去做，就要面临一个更复杂的过程。

过去我们经常搞公用事业涨价的听证会。但在当前经济状况下，民众收入预期本身很低，如果搞听证，我估计基本通不过。让公众同意涨价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目前尴尬的地方。

观察者网：确实挑战很多，一个难题刚有解决方案，另一个问题又会出现。

张军：对。但长期这样下去，上游产业长期维持低价，它们需要补贴。如果我们能把这部分补贴转而给终端消费者，是不是可行？比如，能源价格上调后，把原来给基础产业的补贴和优惠取消，直接给消费者行不行？

当然，这还牵扯到大量民营企业，它们本身利润已很微薄。如果成本再上升，短期也会面临压力。这就需要物价部门想明白：如果企业因成本上升需要涨价，恐怕就得同意它们合理涨价（哄抬物价另当别论，要查处）。允许其产出品价格相应上升，这样物价尤其是生产端的PPI价格指数，或许能慢慢上来。

“投资于人”可与最紧迫的人口问题结合

观察者网：对比去年的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们注意到2026报告中阐述的财政货币政策变化不大。报告继续强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但有一个表述与去年不同：去年是“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今年则是“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在“投资于人”方面，自去年“十五五”规划提出将其与“投资于物”结合后，讨论很多。本次报告在优化支出结构中再次强调“投资于人”，您认为应如何落地？这对经济转型和提升老百姓获得感能起到多大作用？

张军：我觉得，如果从抽象意义上去理解“投资于人”，它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理念，似乎缺乏抓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把“投资于人”与我们面临的几个最严峻的问题挂钩。

除了养老问题，我认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生育率下降。所以，现在谈“投资于人”，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口出生。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就是：能否依靠经济手段来缓解出生率下降？这也是“投资于人”的概念，这些孩子是未来，但我现在得让他们出生，这对中国太重要了。

张军教授建议，“投资于人”要与解决迫切问题联系起来，除了养老，还有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现在恐怕需要研究一些具体方案。年轻人现在不愿意生孩子，觉得成本太高，同时他们在城市里打工、就业也比较艰难，住房条件差。特别是像2.7亿农民工，基本在城里没有身份，不享受基础公共服务等等。

我们能不能把“投资于人”或“投资育人”，变成一个具体的、鼓励生育的设计方案，用五年、八年的时间，解决这些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们有那么多商品房库存，政府收购过来，能不能分期分批解决这些人的住房，让他们愿意生、有条件生孩子？也许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如果我们每年新生儿数量能从现在的792万，回到1000多万，这对整个经济也会有很好的拉动作用。

当前核心矛盾是需求收缩，政策应向这个方向发力

观察者网：最后请教一个问题。今年除了4.5%-5%的增长目标，还包括：城镇调查失业率5.5%（与去年目标持平，去年实际完成5.2%）；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与去年持平，去年实际完成1267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3.8%（去年目标是下降3%，实际下降5%）。总的来说，您认为今年完成目标的难度大不大？要实现这些目标，您认为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军：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目标。比如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解决什么核心矛盾？政策要与它完全绑定，瞄准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目前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需求收缩、预期转弱。那么怎么缓解？有没有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可以做？我们提了很多想法，包括“投资于人”。

大家对“投资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但我还是强烈建议，能不能先把它与解决出生率下降挂钩？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出生率回升。

宏观经济方面，包括货币政策，我们是否可以瞄准物价？物价不回到正增长，我们就绝不罢休？这样能给市场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确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现在政策太多，但不够聚焦，又涉及太多部门，整个协调就是巨大的成本。我认为，我们需要把常规和非常规的手段都用上，一段时期内瞄准一个目标，比如说现阶段要集中解决物价，就一定要将通缩压力给缓解了。这样才能够让中国经济回到平稳、中高速增长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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