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运动的激进派参与者（及其背后的“野百合”世代学者），在运动结束后先是成立“公民组合”，后来因为组织方式与发展路线的歧异，分裂为“时代力量”与“社会民主党”两个政党，分别宣布投入明年初与“大选”一同举行的“立委选举”。这两个政党与民进党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一方面携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进党在过去的艰困选区突围（例如时代力量与社会民主党都分别宣布在深蓝选区台北市大安区提名候选人，其后时代力量对外表示将在5月底前与民进党整合各区域人选，最近时代力量的大安区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选择退选礼让给社会民主党的提名人范云）。

因此这些后太阳花成立的小党，号称要“打破蓝绿垄断”，其实还是扮演着民进党侧翼的角色，助民进党开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这几个小党同时具有牵制民进党的功能，防止民进党在2016登上大位之后与北京发展过从甚密的关系，配合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需求。

去年3·18运动后没多久，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曾撰文评断这是一场“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反服贸”运动以经济争议的面貌横空出世，实则是一场政治的操兵动员。民进党之所以反服贸，并不是因为“服贸”真的会为台湾带来巨大的灾难，只是因为它不愿经济利益被国民党所垄断。

“九合一选举”尝到胜利果实后，民进党便露出马脚。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去年底即表示：“绿准备执政，服货贸都可谈。”被激进派所绑架的3·18，服贸争议本身也在运动中退位，替换上场的则是高举“公民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中青世代与旧世代分道扬镳，企图引领一条新的反中战线，并且与香港反对势力隔海呼应，共同在中国东南沿海制造动荡。

3·18之后的一年，台湾原有的政治格局不仅没有被冲破，反而更加稳固，思想与意识形态也更为紧缩。3·18曾经为岛内许多NGO以及厌恶蓝绿两党恶斗的台湾人民闪现夹缝中的曙光，但是台湾根深蒂固的结构本质立刻将希望吞噬了。

话说回来，台湾内部困局的解决出路还是在两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纷扰就全盘否定经济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盖了一座桥，但桥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满，解决的方式不是把路铺平铺顺，竟是将整座桥拆掉。台湾的问题也在于此，当前两岸经济交流已经到达瓶颈，也该到了两岸进行政治接触、甚至是政治谈判的时机。台湾如果持续以各种理由抗拒政治，无疑就是让两岸关系陷入泥淖。在两岸关系之中拒绝经济主义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只靠经济主义已经动能不足，而政治与伦理恰好是深化两岸关系必要的切入口。重新为载浮载沉的两岸关系找到新动能，才有可能破解岛内原有结构对社会、对人民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