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目前不少人担忧，美国的战略收缩会给日本乃至其他美国的亚太盟友找到“扩充军备”，甚至“发展核武器”的理由——毫无疑问，这对于区域安全而言是一个巨大隐患。您前面提到，中日间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也许是最大的。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势的变化？

郁志荣：是的，美国实际上并不愿直接与其视为对手的国家发生正面对抗或冲突，而是利用日本、菲律宾等作为“马前卒”，与这些国家进行对抗，自己则在背后充当支撑。日本在被“松绑”之后，行为便愈加肆无忌惮，正如刚才所说，其军舰直接进入我国领海，军机与军舰也频繁抵近我训练区域侦察和干扰。对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方法与防范上，应加强应对能力，提高警惕；其次，在舆论层面要展开有力批判；此外，还需通过外交与法律途径，针对日本解禁后推进军备扩张、在海上进行对峙等行为，展开有针对性的舆论战、法律战与外交战，既要形成遏制，也要采取实际行动。

近期在冲绳附近空域，日方军机抵近我方军机的事件中，日本防卫省反而指责我方，但事实是日方飞机逼近我方军机，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责任完全在日方。而且我们已出示事先通报的相关证据。相比之下，日本对俄罗斯军机却不敢轻易进行抵近侦察或干扰，因为俄罗斯是战斗民族，一旦认定挑衅，会直接开火回应。

因此我认为，在法理清晰、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比如“凉月”号侵入我领海，或日后军机抵近我训练空域——我们应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依法依规进行处置，甚至包括使用曳光弹示警等强硬手段。我们不能给对方留下中国军舰、军机“过于温和”的印象。只要对方行为违法证据确凿，我们就应坚决反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震慑其今后的挑衅行为。

观察者网：在海洋维权实践中，您认为，我们该如何把握“依据国内法严格执法”与“运用国际法争取话语权”之间的平衡？

郁志荣：我认为，我们的执法行动依据的是国内法。正如之前所说，我们也了解国际法，国内法是根据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或公约而制定的，它们之间有密切关联。在海洋行政执法过程中我们依据国内法行事。通常情况下，国际法与国内法并不矛盾；即便他们之间存在不一致或冲突，需要通过国内立法机构进行调整，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因此，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述：作为海洋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对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均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并将其运用于执法实践，海洋维权执法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政治斗争，既然是斗争，务必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正如之前提到的，既要对法律有深刻理解，也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必须将二者完美结合起来。

观察者网：以《海警法》为例，您对于进一步完善《海警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郁志荣：我国《海警法》于2021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随后，日本方面对我们的《海警法》提出了诸多质疑，主要集中在对第83条的理解上。该条规定海警机构执行“防卫作战任务”，据此日方认为，既然法律规定中国海警执行防卫作战任务，其应该属于海军辅助部队，使用的船只性质变了，已不属于公务船，而应视为军船，军船活动则为军事活动。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法》第25条，海上保安厅不能涉足军事活动，因此日方企图制定“领域警备法”，转而调动海上自卫队的军舰来应对中国海警的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航。

对此，我在对海警法第83条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并对日方质疑作了反驳：首先，中国海警顾名思义是海洋警察，属于中国警察序列有别于军队。其次，根据2018年3月14日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的说明，中国海警整体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接受中央军委领导和指挥，但其职能并未改变。军队的职能是准备打仗和打仗，而警察的职能是维护海上秩序。中国海警虽然属于军队编制，人员是军人身份，但履行的仍是警察职能。再者，中国海警船并未配备导弹等进攻性武器，不具备打仗的能力，其性质与日本海上保安厅一样，是维护海上秩序的力量。

由此说明，作为肩负海洋维权执法的人员，对法律条文不能仅停留在字面上，对其认识程度和理解能力必须胜过常人和对手。事实上，日本岸田内阁决定的“统制要领”中规定，海上保安厅必要时接受防卫大臣的指挥，表面上也是“军警一体化”，实际上海上保安厅所执行的并非作战任务，而是承担战时难民疏散运输以及打扫战场等。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同样没有导弹，没有能力直接作战，只能是配合作战。

因此，我认为《海警法》第83条中的执行“防卫作战任务”实质上是指配合海军作战。仅从字面上看容易被误解，尤其海警纳入军队编制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将海警船认作军船。但必须看到，其职能并未改变，它仍然是公务船，只是由军人身份的警员在执行警察任务。

日本派遣两艘军舰赴亚丁湾护航时，每艘军舰上配备了四名海上保安官，其逻辑是：这项任务本属海上保安厅，但因其能力不足，由军舰协助完成；如遇需处置海盗的情况，则由船上的保安官负责。

观察者网：最后，如果请您对未来的海洋强国建设以及青年一代提一个最核心的希望，您会说什么？

郁志荣：如果要对青年一代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期望，我认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海洋观，提高海洋意识。

海洋强国建设目标高远、道路漫长，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发展海洋经济。而海洋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海洋科技的进步。推动海洋科技发展和进步的路很长，途中必然充满这样那样曲折和斗争。尤其是海洋霸权国家它们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势必对我海洋科技发展和进步百般阻扰，从中作梗，极力遏制，两者的竞争与斗争都是将十分激烈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海洋霸权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定会在海洋高科技领域卡我们脖子，联合起来围堵和打压我们。尽管它们没有参与“一带一路”，甚至极力反对，提出所谓“印太战略”予以对抗，却实实在在分享着我国倡导和推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红利。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两条腿走路，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轮子推进海上丝路，与沿路国家“三共”（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与共赢；另一个轮子是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与破坏“公约”为首的国际规则和违法行为作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在斗争中求和谐，在斗争中求发展。建设海洋强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爱好和平稳定和谐社会的国家。

我们年轻一代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就必须提升海洋意识、主权意识和斗争意识。正如刚才所说，建设海洋强国不会一帆风顺，将面临霸权国家的竞争与挑战。因此，我们既要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也要在海洋治理方面下功夫。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高校加强大国海洋教育。像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组织专家学者为新生开设海洋教育公共课，普及海洋知识，介绍海洋维权斗争以及，海洋科技发展情况等。以期让学生在求学阶段就了解海洋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与海洋权益斗争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未来为海洋事业做出贡献奠定坚实的基础，凝聚深厚的海洋情节，以及便于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和成功经验。

其次，回顾我三十年的海洋维权执法实践，可以说是在探索中前进，非常艰辛，也非常有成就感。我们作为第一代海洋维权执法人员，为开创海洋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年轻一代是我们的接班人，希望他们踩在我们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在此，我想提出应弘扬“中国海监精神”，中国海监在我国海洋维权领域应该是开拓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值得弘扬和发扬：

一是艰苦奋斗的铁人精神。当年船只陈旧、经费不足，但我们像王进喜“王铁人”那样，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

二是团结拼搏的女排精神。如同女排一样，上下齐心协力。首次赴钓鱼岛巡航时，从总队长到基层队员，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再大困难我们必须赴钓鱼岛驱赶入侵者。如此重大任务，光靠一个人动议绝对不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拼搏。

三是不畏艰险的南极精神。海洋维权执法与南极考察同样充满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和危险，海上维权执法往往双方处于对立或对抗状态，远离基地，孤立无援，风险危险始终存在。不知道对方是否动武，还有需要应对台风等恶劣天气以及船只飞机的故障等，如果说海洋维权执法冒着生命危险一点都不假。

四是任劳任怨的华为精神。海洋维权执法是个巨大的、长期的综合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策略以及政府各个部门。面对海洋侵权不作为渎职，主动作为应对海洋侵权受到各种各样条件限制和制约，而且即使成功应对也有这样那样声音。必须像华为那样，做了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无论有何评价，甚至受委屈也要任劳任怨勇往直前。

我希望后人应当发扬当年的中国海监精神——艰苦奋斗、团结拼搏、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任劳任怨。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推动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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