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丁琪：持续七十多年的巴以冲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殷之光：就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巴以冲突是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延续。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从英国的那一套旧的殖民主义政策，到美国这个新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东西之间，到底有什么接续关系？

从表面来看，英国始终扮演的是“邪恶势力”的角色，比如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直接起因苏伊士运河事件，就与英法殖民主义密切相连。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被描述为“促谈”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作用，至少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是这样。

在前三次中东战争里面，以色列都是一个被动反应的形式，就是阿拉伯国家先在民族独立的号召之下，想要对以色列发起进攻，而以色列是以自卫的形式来展开战争的。这种形式之下，我们就很难区分出美国人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负面角色。让我们看清楚美国扮演了负面角色的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就是导致了石油危机的那场战争。

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讲是一场对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以及对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浪潮的帝国主义回应。因为帝国主义既然允许以色列人独立，那在理论上就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也获得相同的权利，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色列却并没有允许这一点。

当时这场战争就是围绕着这个诉求展开的，巴勒斯坦人也需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必须从这个压迫性的国家当中解放出来。但是西方国家整体上是站在巴勒斯坦的对立面的，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而这场战争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更进一步地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普遍联系。

在这场战争之后，中东国家发现自己作为资源生产国，实质上也可以反向去制约那些霸权国家，这就直接导致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开始采取联合行动，对以色列以及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这直接导致了西方市场上能源价格的飙升。

但石油危机也促使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尝试所谓的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这实质上进一步增强了美西方贯彻其全球霸权的意志。他们就想着一定要把中东国家管理起来、控制起来，必须要把能源问题抓在手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石油美元，美国一定要把美元跟石油捆绑起来，一定要把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稳固住。那么以色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更进一步地成为了美国控制中东的桥头堡。

新自由主义、右翼政治与巴以冲突的加剧

赵丁琪：在以色列建国之初，犹太人采用了一种近乎社会主义式的合作生产方式。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蔓延到了以色列。这种改革对以色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巴勒斯坦民众以及巴以冲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殷之光：刚才我们说到，因为石油危机导致了能源危机，能源危机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衰退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端倪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右翼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慢慢冒头。但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注：利库德集团（希伯来语：ליכוד‎，HaLikud，字面意思是“团结”；英文：Likud），又称全国自由联盟，是以色列的一个右翼政党，在1973年选举的准备中由赫鲁党（חרות‎）和以色列民主党合并组成。】

真正得以成为以色列的统治集团，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以色列原有的经济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出现了通货膨胀率飙升、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的状况，人民的生活成本逐年增高，大量的外汇流失。利库德集团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形成并迅速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核心力量。

面对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经济困境，利库德集团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这就是1984年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当选以色列总理之后，在1985年推出的那个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要削减国家财政。犹太人主要是通过农业定居点的方式来占有巴勒斯坦土地的，所以农业是他们最核心的产业，以色列国家财政支持的最核心的产业也是农业。当佩雷斯政府将农业补贴大规模削减之后，虽然以色列政府的财政赤字一下子降下来了，但是它的农业就从原先的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大生产，瞬间被转化成为被少数资本控制的行业。在被资本控制之后，以色列的物价就开始连年增高。所以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负担直接转嫁到人民身上。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也同样受到冲击。

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犹太人定居点哈拉米什新华网

第二个改革就是开放外汇，这个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做法。

第三个改革就是解散工会、冲击工会。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的以色列工会，就像其他那些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一样，变得非常弱小。所以那些自由流动的劳工就替代了原有的工会化的工人，而这些劳工主要就来自于巴勒斯坦。

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以色列工人就再也没有跟资本家议价的能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来自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非工会化的廉价劳工。而《奥斯陆协议》造成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大量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回到巴勒斯坦。而回到巴勒斯坦之后，他们也需要工作，所以他们就对原先在以色列境内打工的那些巴勒斯坦人形成了新的冲击。

这种冲击还造成了一个政治结果，就是原先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大量劳工阶层，觉得法塔赫不把巴勒斯坦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是一群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法塔赫又觉得自己是实质上促进了和平协议的合法政权，是一个拯救了巴勒斯坦的执政党。法塔赫的群众基础，逐渐从原先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变成了从海外流亡回归巴勒斯坦的那群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大量的法塔赫驻外高官，总体来看是一个比较精英的群体。在这种状况下，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觉得法塔赫非常腐败，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真正的利益，对于法塔赫的反感也开始与日俱增。

对于法塔赫的反感、以色列压迫的加重以及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的极度不平等，逐渐促成了哈马斯的诞生。哈马斯本质上来讲是一群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感觉没有希望的一群巴勒斯坦人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所以对以色列采取了坚决对抗的姿态。

赵丁琪：以色列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推崇的中东“民主国家”，但您却认为它是一个“利库德集团把持的军国主义政府”。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殷之光：刚才也提到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冲击，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伴随着以色列工人阶级的去工会化，以色列社会也逐渐开始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政治经济分配极端不平等所造成的分裂局面下，想要将这个社会统合起来，就需要依赖于民族主义话语和种族主义话语。

所以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利库德集团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也越发依赖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话语。在这种状况下，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以色列人来说，种族主义话语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而在这之前的“40后”“50后”“60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和解的愿望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批判以色列的以色列左派，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年代生人。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利库德集团把持的以色列政府称为军国主义政府。军国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它以对外扩张的形式来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尽管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是必然的，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大的市场，而对于一个军国主义政府来讲，它的扩张是要寻找一个外部敌人来建构其内部的政治团结，维持其国内的统治。对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来说，哈马斯就是一个完美的敌人。

在此次巴以冲突之前，利库德集团对于巴勒斯坦领土采取的是蚕食形式，一点一点地占据更多的土地。但这一次为什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采用了这么强悍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我看来，主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遭遇到了执政生涯当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以色列工人在今年年初开始大规模的罢工抗议，从一开始的60万扩展到80万人，持续了半年多，是席卷了以色列全境的空前规模的大罢工。这种大规模的抗议罢工也是之前30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这场罢工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利库德集团内部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