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戈尔·雷日金、谢尔盖·辛，翻译/薛凯桓，校译/观察者网 杨珈媛】

立陶宛意图置身于西方与其对手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前线，这种行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首先，立陶宛企图塑造受害者形象，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欧盟的地位；其次，它希望获得美国的额外支持；最后，它想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这其实也是由维尔纽斯的内部政治和历史发展所决定的。

然而，立陶宛的这种行为导致了大国互动层面上的非理性对抗。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者恨

立陶宛希望使自己在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地位得到承认并进一步巩固，其现代外交政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这一想法的影响。

自1990年代初获得独立以来，立陶宛一直是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一方面，如果北京或莫斯科决定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采取所谓的“侵略性”行动，维尔纽斯将寻求争取该共同体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新欧洲”国家的非官方领导，立陶宛不满几个老牌欧盟国家对待俄罗斯和中国的温和态度。

立陶宛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并称波罗的海共和国或波罗的海三国。这三个国家历史上就与俄罗斯纷争不断，特别是立陶宛。

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共和国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通过创造和不断维护自己所谓“反对非民主政权”的“先锋”形象，意图在外交政策的方向上把握欧盟领先地位。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可行的，假如立陶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出现危机，维尔纽斯必须在不损害其利益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升级水平。

立陶宛与北约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维尔纽斯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与欧盟的情况一样，维尔纽斯与华盛顿建立了密切联系，这表明它准备好在世界舞台上与对手（主要是莫斯科和北京）作战。立陶宛希望在北大西洋联盟获得合法地位，在西方与俄罗斯新一轮全球对抗的背景下，该联盟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立陶宛想要再次表明对美国的忠诚并争取其支持，以便在局势升级变得无法控制时“全副武装”，做好充足准备。

“先锋”的形象定位获得了成功，立陶宛领导层汲取“成功经验”，在与那些被美国和欧盟直接或间接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对话时继续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立陶宛当前的反华言论与过去三十年来奉行的反俄外交政策脱不了干系。

立陶宛的现代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治和历史息息相关。

首先，历史因素非常重要，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同，后二者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才成为独立国家，而立陶宛在历史上曾成立大公国，有过独立建国以及作为地区事务重要参与者的经验；第二，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现代立陶宛建立在顽固的反苏反俄叙事之上，这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影响。维尔纽斯历史研究所不断在社会上传播这些观点，导致立陶宛形成了稳定的反俄共识。同时，立陶宛强烈希望自己能在世界（或至少地区）舞台上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第二共和国”（译者注：苏联解体后诞生的立陶宛共和国）在创建过程中招募了一批政治精英，这些人的思想特点也决定了反俄共识在该国的形成。许多立陶宛政府的领导职位（高达30-40%）由批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立陶宛外国侨民占据（例如，立陶宛前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其为立陶宛裔美国人，曾多次参与反苏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居于美国从事颠覆立陶宛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资料图：立陶宛前总统阿达姆库斯

这导致立陶宛形成了一种“依赖路径”：即使选举出的新领导人出生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也无法改变该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立陶宛议会曾对2003-2004年担任总统的罗兰达斯·帕克萨斯启动弹劾，只因他计划加强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联系，这一事件足够说明问题。

对华政策的失败

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在2021年升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两国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因素之一。

尽管立陶宛参与“17+1”合作倡议（即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使其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但由于不利的投资环境以及立陶宛当局的反对，北京尚未准备好扩大其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存在感及参与度。并且，立陶宛不存在任何对华经济依赖，这让情况更加恶化。立陶宛试图将自己定位成欧盟和北约的关键参与者，反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它希望借此获得欧盟和北约的额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