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冲击就业 政策要做好兜底

王波明：现在有句话说“毕业就失业”，最好别进入这种状态。兰教授你看，就业问题其实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强调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或者高科技产业。

我发现高科技产业越发展，反而越对就业不友好。不过，之前我听到有学者说，科技不断进步，永远会有新产业起来，只要做好转型培训，就能让人适应新岗位，总会有替代就业。但我后来发现这个说法不太对，实际上替代不了，就是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兰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兰小欢：其实现在服务业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这一轮AI冲击的恰恰是服务业，尤其是以前被认为高端的那部分——金融和法律。入门级的会计师工作在美国基本已经被替代完了。以前美国的法学院，大概三个学生竞争一个律师职位，这两年迅速变成六个学生竞争一个职位，就因为初级律师的工作被替代了。

在座学金融的都知道，经济学毕业生以前大多去金融行业就业，现在初级分析师的需求也在降低。很多大基金公司直接用DeepResearch——AI当然会犯错，但助理也会犯错，而AI更快。

AI对传统大学生进入服务业的替代效应非常明显，而且我不认为这事会走回头路。问题在于，有什么办法能应对？我觉得办法应该放在“兜底”上。可能听起来有点悲观，但我不觉得这轮AI对年轻人的就业冲击只限于中国，它是全球性的。目前我看不到哪个国家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试图用宏观政策去抵消AI的结构性冲击，我觉得效果有限，这也不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

在处理年轻人就业托底的问题上，中国相对欧美机会还是更多一些。我讲个现象：现在咱们这边基建特别好，每个人都能用到互联网和AI，所以出现了所谓“灵活就业”——这时常被媒体拿来讽刺，但其实“灵活就业”里面有很多创造了很高单体价值的小微企业。

我跟很多企业家聊AI，一般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讨论AI对工作的替代，另一种则关注，在AI加持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做到十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中国的基建其实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很多生产力机会。现在很多大学生，包括复旦的和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毕业就打算借助流量平台自己做内容、创收。你给他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可能还不乐意干。

回到王老师刚才提的问题——整体就业率下降是一方面，更棘手的是：特别有能力的人会在AI加持下变得极具生产力。而有的同学，可能失业了，但另一些同学却赚得比你多十倍几十倍。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处理的是社会矛盾，是一个政策兜底的问题。想单靠产业转型或技术升级来解决，很难。

我还想强调：工厂本身不创造就业，但生产性服务业却创造很多就业。我特别同意波明老师刚才说的——没有所谓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之分，产业是一张网络。以前大家觉得美国、日本转出去的都是低端产业，但转到一个临界点，周边的毛细血管就断了；多断几个点，整个网络就空了。中国的很多工厂虽然本身雇人不多，但围绕产品的仓储、物流、卡车司机——这些带动的就业非常可观。一旦工厂都搬走了，相应的运输、服务这些就业也就没了。

所以中国现在特别要吸取欧美的教训：不要在政策上歧视所谓“低端产业”，根本没有低端产业这一说。

从投资导向到消费拉动，关键是把更多收入和时间还给居民

王波明：还剩下点时间，我想提出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堵点。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可能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去年经济增长5%，今年目标是5%左右。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四十年来未见的情况，中国经济似乎从来没有真正从疫情中走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三年为负，每个月都在下降。从2022年，也就是疫情最后那一年开始，就持续处于负值区间。“反内卷”说了这么久，中央也一直在提，为什么内卷？根本原因就在于价格持续下降、企业盈利承压。另一方面，为什么说消费弱？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年多以来一直在零附近徘徊。

三年PPI为负、两年多CPI接近零，是中国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低迷状态。再加上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下行，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可能也进一步抑制了消费。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走出这种局面？姚教授，您怎么看当前的情况？

姚洋：我认为根源可以从2018年之后美国对我们发起的贸易战说起。那让中国意识到依赖美国的供应链存在风险，所以我们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这个方向我总体是赞成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把发展硬科技创新，与消费、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对立起来。好像一旦搞消费、搞房地产，就会妨碍创新，就会输掉与美国的竞争。这种意识不断被强化，最终体现在政策与现实中。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科技水平已经很高了。这当然是好事，科技实力强是积极的；但反过来看，这也说明国内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抑制的。中国政府的作用非常强，一旦形成引领方向，整个经济和社会资源都会朝那倾斜。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因素，而且它更像是一条“隐形的线”，没有明确说出来，反而更麻烦。

另外，即使是促消费，我们现在仍把太多精力放在个人消费补贴这类措施上，比如搞“国补”，而没有真正触及结构性问题。比如房地产如果持续下行，整体需求就起不来；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收入，不敢花钱、不能投资，需求也难以提振。如果我们继续回避这些大问题，不去推出真正有力度的举措，恐怕要走出现阶段这种价格负增长的区间，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王波明：中国这40年发展到今天，我们以“三驾马车”为例——消费、投资、净出口。我听一些经济学家讲，在人均GDP达到1.3万-1.4万美元的时候，基本上出口拉动效应就会逐渐减弱，消费应当成为主力。你看发达国家大多贸易赤字，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买东西，出口相对就少了。

再说投资，经过这几十年发展，到人均1.3万-1.4万美元的阶段，该建的高速、机场大多也建完了。恰恰是在这个本应消费发力、成为拉动主力的阶段——按理消费占比应达到70%-80%——我们的消费却跟不上，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所以兰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给大家讲讲。

兰小欢：消费其实可以分为对物的消费和对服务的消费。由于中国生产力极强——无论科技还是PPI都反映出我们在“物”的生产上效率非常高——所以实物商品的价格总体是下降的。美国CPI统计比我们复杂得多，包含门类可能是我们的几十倍，但道理一样：物的价格往往走低，真正推高CPI的是服务价格。

我们如果想单纯提高消费数字和占比并不难。比如提高大学学费，消费数字就上去了。美国消费债务中最主要的就是几项服务：医疗贵、大学学费贵、法律服务贵。如果我要提高消费，很简单：原本2000块能看的病，我让你花10万看，其中5万是保险费和金融服务，5万是医生的服务；一看账单太贵，打官司请律师再花2万——这叫法律服务。这样搞，消费数字就上去了。

但关键在于，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我国最关键的服务领域——教育、医疗等——很多仍以事业单位制度运行，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这就引出GDP统计中最核心的问题：价格能否真正反映价值、反映社会真实财富？因为所有GDP统计都依赖市场价格，而我国的教育、医疗恰恰是非市场化的。

中国教育医疗等行业服务费用低，所以不能一味拿消费率与美国比。要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最终还是要将收入和时间交给居民。图为公园里休闲的年轻人

非市场化当然也会带来各种问题，这并不是说它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为了把消费数字提上去，就推进全面市场化，那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路径？这一点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最终我觉得，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已经持续近十年的过程——我们会逐渐从投资主导转向更高比例的消费拉动。目前消费占GDP比重约为39%到40%，我们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达到70%到80%，因为那么高的比例中包含大量中间费用，其实是我们不愿承担的。更可能的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比例，比如55%左右，类似德国。

目前我们投资和消费各占40%左右，表面上似乎只是资金类型的转换，但实际上，投资和消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行为：投资权是高度集中的，主要在政府和企业手中，老百姓并不直接参与投资决策；而消费权是分散的，真正掌握在老百姓手里。

因此，要把更多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就意味着社会必须把更多收入和更多时间真正还给居民——消费不仅需要钱，还需要有时间。过去这些年中国消费市场有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不断向三四线城市和县城下沉，所有品牌都争相进入。道理很简单，那里的人有更多闲暇，经常聚会。而在大城市，比如你在上海工作，约大学同学见一面可能得提前一年安排。每天加班回到家，洗完澡躺床上刷会儿抖音，可能已经九点半了。小城市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每天平均比大城市人多出1.5小时闲暇，通勤时间短，一周下来相当于多出整整一天休息时间，所以他们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非常强。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正是把更多收入和时间真正还给居民。未来所有中国企业都将面临三重压力：涨工资、交社保、减少加班。比如社保这件事，高法已明确表态，企业不能再让员工签“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能在这些压力下存活下来的，只能是那些利润率足够高的企业。这也是一种反内卷的路径。

但这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目前消费占GDP40%，如果GDP年增速是5%，消费占比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实际增速就得达到7%。要想从40%提升到55%，即便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整个社会的转型也需要15年。

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也偏重投资。所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必然有一个投资驱动的时期，然后才开始改善劳资关系、增加闲暇时间、推行五天工作制等。美国称之为“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个过程走了三四十年。

中国现在也正进入这一阶段，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因为没有哪项政策能直接“点燃”消费，除非提高居民收入或增加闲暇时间，而这注定是一场需要漫长调整的社会资源重构。

我看到很多政策正在朝这个方向推进，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政策调整、社保体系优化、提高统筹层级等等，都是为了推动劳动力更高效地在全国范围内配置。

但这些努力不会立刻体现在宏观数据上，它们属于底层的社会基础改造。我认为，这个过程很可能持续十几年甚至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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