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国家法律跟进，填补了某些空白，“送法下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二是村组干部以及乡村社会精英从村庄政治社会生活中退出，农村的很多矛盾纠纷只能求助于政府和法律。

与税费改革极其配套的乡镇体制改革，改变了乡镇司法所原来的职能设置。乡镇司法所原来隶属乡镇政府，参与负责完成乡镇的中心工作，现在则由县司法局垂直领导，不受乡镇的牵制。这样它就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也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迎合上级考核。于是，各种“送法”、“放法”活动逐渐增多，司法宣传的力度也增大。典型案例在农村树立、宣传和推广，效度尤为明显，影响深刻。

在村庄里，村组干部在税改之后因为缺少了制度性的支持而逐步退出村民间的纠纷调解。他们在纠纷调解中越来越不敢下判断，不敢负责任，一有矛盾就往乡镇推。而其他的民间精英则见村组干部这些有“名”有“分”的人都懒得管村庄里的事，便觉得自己无职无名更不应该操那个心，费力还不讨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村庄的边缘人物会寻求法律对自己的救济，其他的人也只能通过法律解决自己的问题。

具体到婚约纠纷中，当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并且执意要追回一部分彩礼时，他就更可能向司法机构而非民间精英提出救济，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性共识对他不利，另一方面，已经没有人再援引地方性共识对他指摘，他可以完全自由选择自己的救济渠道。

资料图：央视新闻

按照“新婚姻法”的理念，婚姻期间的赠与是男女双方基于结婚的目的而进行的，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条件即婚约的解除。也就是说，只要婚约不解除，赠与就有效，彩礼就不退。

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就有相应的明确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从中可以看出，订婚期间无论男女哪方悔婚，彩礼都要退还，这与农村男方悔婚不退彩礼的共识相悖。

在苏力教授身处的年代，法律与地方性共识和规范相冲突，人们依据后者而对前者给予规避，于是“送法下乡”法却怎么也下不了乡；而在税费改革后的扶沟地区，当法律与地方性共识发生碰撞时，地方性共识与规范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强势抵抗力，而是在法律面前迅速解体。

扶沟地区司法所的档案记录显示，这四五年时间因婚约财产引起的纠纷呈急剧上升的趋势，仅今年上半年崔桥镇的此类案卷就有近30起。而这类案卷在税改之前是几乎看不到的。

许多婚约彩礼纠纷在经过司法所调解之后，男方可以索回70%到80%的彩礼礼金，这几乎是一个农民一到两年的收入。这当然比在地方性共识作用下一分都得不到吸引人，因此只要有一例获得成功，更多的人就会效法，而置地方性共识和规范于不顾。

这样的事情多了，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就慢慢地不再起作用，日趋萎缩成人们的历史记忆。农民主动迎法下乡的时代开始了。

（本文节选自杨华教授著作《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