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

关于“国家兴衰”问题，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主义路径，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西方为什么强，是因为西方有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此后，文化主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路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主义带有文明优越论，甚至种族优越论的色彩。

此外，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著有《国富国穷》一书，该书被誉为“新《国富论》”。全书沿袭了经典的韦伯学说路径，深入探讨了国家间贫富悬殊的根源。然而，由于其论述逻辑具有建构性特征，该书在学界也招致了诸多批评。

另一种路径是我们熟知的制度主义，这一流派主要由道格拉斯·诺斯于20世纪70年代后开创。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论述中提出，西方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有国家、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三大要素。因此，纵观近两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去年到今年基本沿袭了这一路数，即“政权改变”传统。

然而，制度主义无法解释为何实行同一制度的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命运，也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实行同一制度为何结果迥异。这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例证，比如同样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菲律宾，或同样实行议会制的印度和英国，制度虽同，结果却大相径庭。

国家兴衰的第三种学说

我们认为，制度主义具有主观性，而组织则是客观存在且具有行政属性的。如果从行政角度考虑，这是一个中性的问题。但如果从制度视角下分析，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以腐败问题为例，究竟是从行政组织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由于立场与角度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截然不同。因此，制度主义是主观的，而组织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从组织的视角分析时，我们发现一个重要概念，即“组织化悖论”。

基于此，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发布2025年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围绕“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主题，报告发现了组织化程度与大国兴衰的关系，即组织化如何保障大国的持久胜出。这些构成了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是研究大国竞争的战略理论。

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

关于中国为何直至16、17世纪仍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根源在于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便已将国家有效组织起来。而西方国家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时间较晚。这种历史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国家

组织形式的碰撞：一方是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另一方则是本报告提出的新概念——“礼治官僚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赵鼎新教授称之为“儒法国家”，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而我们则将其界定为“礼治官僚制”。

民族国家的运行机制基于“军事-财政”逻辑，即“财政军事型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其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以更高的组织原则将国家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化红利”。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以前苏联为例，斯大林模式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但最终却导致了社会活力的丧失。在《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的报告中，我们主要以美国衰落为例，探讨了经济“脱实向虚”引发的第一步后果。而今天报告中涉及组织化议题时，苏联的例子可能成为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老师。

中国作为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可以从美国与苏联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用党的话语来说，这叫“把握历史主动性”——即在研究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思考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正是我们研究的一些发现。

总而言之，澄海高研院的定位是基于学科发展的战略研究机构。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是战略问题研究，还是基于学科发展基础之上的研究。以国家兴衰为例，历史上从古罗马到中国古代有很多解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化主义，二是制度主义。对此，我们致力于提出更具解释力的新概念。上一个关于全球化模式的年度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价格革命”概念，即我们把所有的产品价格降到白菜价，根本性地压制了西方的工业体系。而今天报告的核心发现则是“组织化程度”，我们认为这一变量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

在《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中，我们试图回答困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长久以来，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西方主导的制度主义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我们的认知。人们习惯给国家贴“民主”或“专制”的标签，并简单地认为某种特定的制度是国家繁荣的唯一钥匙，甚至有人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否认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往往是事后总结与意识形态标签。

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积累和繁荣往往是依靠殖民掠夺，而非《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所谈到的“包容性制度”是关键。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了西方的“好制度”，结果却变成强社会之中的弱国家，其根本症结在于缺乏基本的组织能力，即我们所强调的“主权建构”。与此同时，制度主义思路也无法解释：为何实行同一种制度的国家差异如此之大，例如美国和菲律宾；为何同一国家实行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却表现迥异，例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

显然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主义解释，并没有办法解释社会发展之谜，更难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奇迹。从组织主义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一个从无组织向有组织、从低组织向高度组织化的演进过程。无论是西方的现代化还是中国的国家建构，其核心都是在于公共权力的集中与组织化，直接决定一个共同体兴衰，根本因素并非制度本身，而是组织化程度。

在此，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重要概念界定：

首先是“组织化国家”，是指在新兴组织化因素不断涌现的时代，既能够保证整体性的组织活力，又能避免新生组织力量对国家的拖累，其本质要求在于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其次是“组织化红利”，即那些更早实现组织化，或在同一历史时期具有更高组织化水平的国家，往往能更有效地调动各方资源，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

最后是“组织化陷阱”，指因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导致曾被视为红利的组织化形式过度强化，反而引发秩序与活力的失衡，最终将曾经的组织化红利转化而组织化过密、窒息社会活力而导致国家失败的风险。后续我们会不断加深对这几个概念的案例研究。

中西两种组织化国家的竞争

要理解当下的竞争必须回溯历史的深处。接下来，我们将基于组织化的分析逻辑，探讨古代中国为何能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

我们认为，组织化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国家内部能够共享统一的组织秩序，最大限度地将民众纳入到国家的组织体系之中，从而防止组织分化。换言之，中央集权的确立应当是组织化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组织化国家的确立大致始于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非组织化状态，邦国林立、国家间纷争不断。一方面为了防止内部夺权，另外一方面为了应对外部战争，诸侯国的政治改革最终推动了国家力量的迅速成长。在这样一个时期，次级权力组织与无序的组织分化被大大遏制，郡县制、官僚制消解了自治性封建权力，并且建立了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

同时，以伦理为基础的礼治秩序，限制并规范了不断滋生的非组织化因素。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在秦汉时期，从春秋战国的非组织化走向了组织化国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政权，较早实现了组织化国家的建构。

相较而言，前现代的西方，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基督教政体，则没能产生一个完善的组织化秩序，“国家”的衰落与封建主义横行互为因果。例如古希腊时期，城邦林立展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分裂，既无政治集权概念，也缺乏政治集权动力。

古罗马时期延续了封建性的权力结构：一方面，贵族的强势存在挑战着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另一方面，各地方实行的间接统治导致地方组织分化日益严重。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山姆所说的，这一时期是贵族主宰着罗马共和国的时代。

到了中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及北方民族的入侵，多元权力极度分化，封建领主、教会、城市和行会都在不同层面分割着政治权力及统一的政治秩序，导致难以实现组织化，国家也就无从谈起。

正是凭借这种组织上的先发优势，相较于前现代的西方，较早实现组织化国家建构的中国获得了组织化红利，在世界历史上长期保持领先。据相关统计，直至1800年，中国的人均GDP仍普遍高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