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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关键字: 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体系文明基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制度执行力新发展理念很多已有的改革体现了作为“公平的公正” 思想。比如(1)超预期的反腐事实上是建设公正社会的急先锋,因为有碍社会公正观感的直接来自因腐败而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不公正,让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2)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改革体现了公正思想,世界上哪有国有企业高管的事实性收入是企业职工最低收入的百倍之巨? (3)在教育资源上比如高考招生,因为中西部不是教育中心,一流的大学较少,一流大学招生名额向中西部倾斜。(4)在城乡二元化问题上,废除了农村和城市这种锁定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大力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事实上也是为了解决身份不平等。为此,国家每年需要花万亿巨资而解决农民身份问题,比如通过免费就读中等技术专业,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 1100 万。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提五大发展理念,而且宣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图片来源:大公网)
这些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反过来又上升为新的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总结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落脚点在“共享”上,这是建设公正社会的发展理念。
世界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精神,诸如“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治理模式”。这些其实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公正的国际社会为导向的世界秩序观,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已经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之中,它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一种“中国方案”。
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新政治经济学认识论的视野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主要在于国家治理能力;而指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或者目标则是国内的公正社会以及“人类命运共体”的世界秩序。习近平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1.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三个自信”的同时又提出了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这是其历史哲学思想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华文明传承 5000 年而不曾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不但是经济的,更多的还有历史文明基因和政治制度,这是“新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新”所在。新历史唯物主义堪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伟大实践而发展起来的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2.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思想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
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更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两百年来,美国经历了很多次危机乃至多次的政治危机,但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宪政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宪政结构问题。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宪政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诫我们,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决定性的建设性作用或决定性的破坏性作用。到底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说到底要看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明基因,是否符合现实的社会结构。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出现无效民主和无效治理,说到底就是企图以“飞来峰”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则是南辕北辙。
3.以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更化了发展理论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首先提出了发展理论,其核心就是按照西方模式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好制度”“好政策”。然而,70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不仅如此,北方国家的发展依然出了大问题,诸如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出现了“逆发展”,成为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援建对象国。在这种浪潮中,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主要是制度所体现的治理能力的优势,一举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
中国的经验无疑应该提升为新发展理论,更化旧的发展理论,那就是我们讲的以发展能力或者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4.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丰富
任何国家都有一套立国的基本价值,否则再强大的国家也是脆弱的。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必然、甚至首先应该包括一套价值原则。在“党校 2-17 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还明确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联系起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所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还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12个词、24个字构成,涉及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其中,我们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低也是最高价值,应该是价值体系中的内核,即所有其他价值观都是围绕“公正”而展开、以“公正”为取向。
从第三波民主化到“阿拉伯之春”,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泛滥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然而,中国的伟大复兴及其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不但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 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信心。相应地,“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世界秩序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
几年来,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已经带来政治生态的明显改观,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更加有规矩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百姓更有确定性。看不见但能明显地感受到的改变是,习近平政治思想的实践大大提升了我国的话语能力,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本文原载《学海》2017年第4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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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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