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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关键字: 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体系文明基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制度执行力新发展理念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重视儒学的背后应该是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传统是其重要的可资汲取的合法性资源。在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 习近平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求“四个讲清楚”:
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第一个讲清楚厘清了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即那些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传统。第二个讲清楚是弘扬民族精神问题,第三个讲清楚是文明多样性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代替其他文明体系。第四个讲清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基于民本主义的文明沃土之上,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可以通约的。
没有历史哲学的关怀,是不可能提出这些最基本的、也是不容易讲清楚因而也是容易被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但是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离不开比较文明的视野。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于传统的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主张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观。
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经济学
历史哲学所展现的大历史,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乃至军事权力复杂互动的历史,其中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人类的制度变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塑造着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如果认识不到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逻辑,把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当做问题的原因去改革,这种“改革” 其实就是触动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结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古今中外这样的教训并不鲜见, 比如从王莽改制到戈尔巴乔夫改革,都是如此。
从人类大历史到新中国历史,都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乃至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反思流行的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需要从新认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但绝不是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能解释的。强调产权、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或者忽视 300 年来世界经济史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后发国家成功的国家之道在于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经济史提出的课题是,关于企业的性质、市场的性质、政府-市场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学,都需要重新认识并建构,从而建构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中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上,在这个方向上基于中国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思想,这意味着不能以二分法来看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思想直接体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的均衡关系,一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重点。欧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以保障微观市场主体的顺利运行,或者国家与官僚制如何约束了经济发展。这显然是有选择的研究,谈不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只不过是微观市场主体,而国家则是一种宏观的具有企业性质的行为主体;市场经济也只是微观市场主体的生活方式, 而具有企业性质的国家显然不会停留在自由市场的层面,国家的政治战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决定作用,从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再到今天的雄安新区,都是政治战略的作用,显示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300 年世界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告诉我们,政治制度起着攸关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说法需要得到澄清和发展。政治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反作用,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总结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这个论断道出了国家权力的真相。习近平还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这一论断再次确认了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
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正负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移植而来的“飞来峰”式的政治制度,必然水土不服而导致无效治理甚或国家失败;而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理解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原理,就应该明白,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经不起历史哲学的考验。在上任伊始视察广东谈话中,习近平同志很明确地指出,“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间,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方面改了,哪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显然,不能改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也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达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新看法,也就是说,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流行说法。
如果放在世界大历史的视野下去看“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更能明白这一命题的历史哲学意涵。美国建国时是农业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后来演变为工业资本主义,到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其宪政结构变了吗? 这就是政治制度的韧性和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美国、苏联都陷于大危机之中,中国和美国靠经济改革而非触动政治制度度过了难关,而苏联则从改变政治制度入手,结果是苏共失败国家解体。
因此,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命题,意味着人类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性质。这一命题不但指出了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蕴含着重大的历史哲学原理。
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论
学说和思想从实践中来,也体现在实践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 原标题:杨光斌: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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