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眼看着芬兰小姐眯眯眼事件持续发酵捂不住了，12月17日，芬兰总理奥尔波终于出面回应了。

“我说过，这对我们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情况确实如此。”并且还补了一句：“我个人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一位名叫萨拉的芬兰小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做“眯眯眼”手势并配文嘲笑中国人的视频，被剥夺了选美头衔。

萨拉在社媒发了一张手指拉扯眼角的照片，做出了国际公认歧视亚裔的“眯眯眼”手势，配文还写着“和中国人一起吃饭”

这本是环球小姐组委会为了维持基本体面所做的正常切割，谁曾想，却捅了芬兰政坛的马蜂窝。芬兰极右翼政党“真正芬兰人党”的一众议员，竟然在社交媒体上集体晒出自己拉眼角、做鬼脸的照片，以此“声援”那位被除名的模特，并美其名曰“反抗政治正确”。

“真正芬兰人党”议员尤霍·埃罗拉当晚就变更了自己在社交平台“脸书”上的头像，新头像是他自己拉眼角扮丑的自拍照，埃罗拉还煞有介事地用法语写道：“我是莎拉”——这句话是模仿法国讽刺媒体《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后，法国社会对该刊物的声援运动标语——“我是查理”。

除此之外，“真正芬兰人党”前副主席塞巴斯蒂安·廷克宁、议员凯莎·加雷德乌也分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扯眼角的扮丑照片。“真正芬兰人党”副主席阿基姆·维格柳斯还在社交平台X上声称，对莎拉的处罚结果是“小题大做、毫无幽默感”。

看着这一排排政客在那儿挤眉弄眼，让人不禁想笑。这哪里是在捍卫什么言论自由？这分明是一群不懂历史的政治小丑，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一场集体裸奔。

这些芬兰右翼政客大概觉得自己很幽默、很勇敢，是在向“白左”的道德霸权宣战。但真相往往是残酷的，因为如果时光倒退一百年，这些芬兰人在正统的西欧白人眼里，恰恰也是他们此刻正在嘲弄的“眯眯眼”蒙古人种。

“芬兰蒙古人”的自我厌恶与投名状

现在的芬兰人自视为纯正的西方白人，但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欧洲种族主义人类学里，芬兰人的地位其实尴很尬。当时的瑞典、德国等所谓“优等雅利安人”的人类学家，拿着尺子量头骨、量鼻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芬兰人不是纯种欧洲人，他们是“居住在欧洲的蒙古人”。

有一个词叫“Fingolia”，是Finland（芬兰）和Mongolia（蒙古）的合成词。在那个西方列强疯狂迷恋种族优越论的年代，芬兰人因为语言属于乌拉尔语系，且部分人具有高颧骨等体貌特征，被视为白人社会中的“二等公民”。瑞典人曾经长期把芬兰人看作未开化的蛮族，认为他们智力低下，只配做苦力。

这段历史，是芬兰民族记忆里的一块烂疮。

典型的fingolian形象，是带着草帽和傅满洲胡子的黄皮人，这个形象集合了欧洲人对东亚偏见的一切元素，用在芬兰身上，其含义可见一般。

好不容易熬到了21世纪，芬兰靠着诺基亚、靠着高福利、靠着教育输出，终于把自己包装成了文明世界的典范。然而，一部分人骨子里那种曾经被视为“次等白人”的自卑感，并没有完全消散。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皈依者狂热”。一个刚刚挤进所谓“上流社会”的边缘人，往往比原本的贵族更热衷于歧视更边缘的群体，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泥腿子”气味，递交那加入“优越种族”的一纸投名状。

这些芬兰“真正芬兰人党”的议员们，此刻疯狂地做着“眯眯眼”动作，不仅是在侮辱亚洲人，更像是一场充满历史反讽的黑色喜剧。他们试图通过嘲笑亚洲人的“眯眯眼”，来彻底割裂自己与那个“Fingolia”历史标签的联系，潜台词就是：“看啊，我们是歧视者，所以我们肯定不是被歧视的那一类，我们是纯正的白人主子！”

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曾经被西欧人歧视的芬兰人，如今却在嘲弄亚洲人。这难道是为了祭奠其蒙古先祖的仪式吗？”

这种“媳妇熬成婆”后的扭曲心理，才是这场闹剧背后最深沉的悲哀。

“眯眯眼”背后的血泪：不是审美，是刑具

既然说到了“眯眯眼”，我们必须再一次，在这个充满噪音的舆论场里，把这个符号的本质讲清楚。

因为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时，总有一些理中客、一些早已跪得站不起来的“高等华人”，在那儿喋喋不休：亚洲人本来就有小眼睛，丹凤眼是东方美，你们反对眯眯眼就是不自信，就是歧视自己的长相。

我们要说清楚的是，把“拉眼角”的动作等同于“小眼睛”的生理特征，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非蠢即坏。

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天生的丹凤眼、细长眼。你去看看敦煌的飞天，看看仕女图里的美人，眼波流转间是何等的风情万种。那是我们文化里生长的美，是自然的，舒展的。

但西方人做的这个“拉眼角”动作（Slant-eye gesture），它源于哪里？

19世纪，有大批被贩卖到美洲和澳洲的华工，也就是“猪仔”，他们在不见天日的船舱里漂泊数月，食不果腹，到达彼岸时往往面黄肌瘦，眼皮浮肿，由于长期在黑暗和强光下交替劳作，眼睛难以睁开。更残忍的是，当时的洋人为了取乐或惩罚，会揪住华工身后的辫子向上提拉。当头皮被剧烈拉扯时，人的眼角会被迫向后上方吊起，呈现出一种痛苦、扭曲、惊恐的面相。

1869 年美国的一幅漫画，描绘了西方对中国人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出自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9年9月25日。

这才是“眯眯眼”手势的真正原型！

它不是对一种眼型的模仿，而是对一种酷刑的模仿，是对一个族群处于被奴役、被虐待状态下痛苦表情的固化。后来好莱坞电影里的“傅满洲”（Fu Manchu）、“查理陈”（Charlie Chan），无一不是在不断加固这个符号的含义：阴险、肮脏、非人、该死。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这个动作就等于竖中指，就等于对黑人说那个N开头的词。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侮辱契约。

现在，芬兰的政客们公然做这个动作，然后告诉你：“哎呀，我只是在模仿一种长相，我在开玩笑。”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扇了你一巴掌，然后笑着说：“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脸红不红，你怎么这么没有幽默感？”

面对这种骑脸输出的侮辱，该反思的不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玻璃心”，而是这些施暴者为何如此傲慢与无知。。

当“反政治正确”成了流氓的遮羞布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西方极右翼势力正在把“种族歧视”包装成“反政治正确”的正义斗争。

在当下的欧洲，随着经济衰退和难民危机，“反政治正确”成了一面大旗。原本，反对过度敏感的政治正确，是为了回归常识，防止社会窒息。但现在的局面是，这帮极右翼政客以此为名，把人类文明几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关于种族平等的最底线的共识，都要给拆了。

芬兰议员们声称自己在捍卫“言论自由”。这是什么自由？你有赞美芬兰的自由，你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但你没有剥夺别人作为人的尊严的自由。当“自由”变成强者对弱者随心所欲的霸凌工具时，这种自由就是法西斯的温床。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精明地算计过：侮辱亚洲人，成本最低。

在西方的歧视链条里，犹太人碰不得，那是高压线；黑人碰不得，那要引发暴动；穆斯林碰不得，那可能涉及宗教冲突。唯独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勤劳、温顺、隐忍，而且总有一群“反思怪”在内部自我瓦解。所以，这些芬兰政客才敢肆无忌惮地把亚洲人当成他们政治作秀的牺牲品，用来向他们的选民展示：“看，我敢于挑战禁忌，我多牛！”

但他们打错了算盘。

这一回，不仅仅是中国人怒了。日本网友发起了请愿，韩国舆论炸了锅，整个东亚社会在这一刻展现出了罕见的共识。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在这些傲慢的白人（或者自以为是白人的芬兰人）眼里，不管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都是那个可以随意嘲弄的“Chink”和“Chinaman”。在种族主义的视域下，没有所谓“西方阵营”的亚洲人，只有黄皮肤的亚洲人。

然而，就在全东亚都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台湾省，却传来了一些滑稽的杂音。岛内某些网民，眼看着白人种族主义者侮辱了“亚洲人”，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忙不迭地搞起了“人种切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煞有介事地宣称：“我们台湾人是南岛语族，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眼睛比较大，有双眼皮，所以那个眯眯眼手势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他们现在需要被科普的是：多学科探源已经实证即使是“南岛语族”，也是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更可悲的是，就算你如愿以偿地自我切割了，你就能得到尊重吗？

获得2016年芬兰小姐称号的雪莉·卡维宁（Shirly Karvinen），她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芬兰人，算得上是芬兰社会上层的精英了。但她在社交媒体上坦言：“我也曾因我的中国血统而被人翻白眼、责骂和贬低……经常有人当面跟我说芬兰小姐应该是‘真正的芬兰人’。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经常在私信里收到种族歧视的侮辱。”

这才是血淋淋的现实：在西方种族主义的体系里，你的混血精英身份，你的“芬兰小姐”头衔，都无法成为你的防护服。

这给了那些整天造谣抹黑中国的华人一个残酷真相：你们对中国抹黑越多，在国外被歧视和羞辱的概率就越大。西方人不会因为你骂自己的祖国，就将你视为“自己人”。相反，他们只会把你视为一个毫无根基、可以随意践踏的叛徒和工具，你不仅要承受来自外部的种族歧视，还要承受西方对你“自我污名化”的蔑视。你越是致力于证明自己不属于那个“次等”的群体，你就越发证明了自己的卑微和可怜。

别做“精神芬兰人”，哪怕他们坐商务舱

在那位芬兰小姐被剥夺头衔后，她发了一张照片，炫耀自己坐在芬兰航空的商务舱里，配文：“别人在恨我，而我在享受。”

这张照片极具象征意义。它赤裸裸地展示了西方某些人的心态：我有钱，我有特权，我坐商务舱，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高处俯视你们，嘲笑你们。你们的愤怒，伤不到我分毫。

这种傲慢，比那个手势本身更令人作呕。

更令人作呕的，是评论区里那些用中文留言的“宽容者”。他们说：“人家没恶意”、“何必上纲上线”、“中国人就是太自卑”。我想问问这些人，当别人已经把屎盆子扣到你头上了，难道你还要在那儿分析这屎盆子的材质是不是环保的？

什么叫玻璃心？如果对方无意冒犯，你不依不饶，那是玻璃心。但当对方是蓄意侮辱，而且是集体性的、政治性的侮辱时，愤怒是人类最正常的应激反应。愤怒是力量的表现，如果连愤怒的能力都丧失了，只剩下唾面自干的阿Q精神，那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芬兰人来定义什么是美，不需要西方时尚界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眼睛才是“高级脸”。我们要做的，是彻底切断“眯眯眼”与“东方审美”之间由殖民文化强行建立的联系。

这几年，从D&G的起筷吃饭，到迪奥的阴间广告，再到芬兰议员的集体鬼脸，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随着东亚力量的崛起，西方中心主义正在经历痛苦的崩溃。他们越是焦虑，越是需要在符号上贬低东方，以维持那点可怜的心理优势。

2018年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纳（Dolce&Gabbana）在中国拍摄了三支以“起筷吃饭”为主题的宣传广告，引发争议。

2021年，法国精品时装品牌“迪奥”（Dior）在中国发布品牌宣传照，引起“丑化亚裔形象”争议。

对于我们而言，这不是坏事。它像一记记耳光，抽醒了那些还沉浸在“西方文明灯塔”幻梦中的人。它让我们看清了，在彬彬有礼的燕尾服下，在“最幸福国家”的光环下，依然藏着那条名为“种族主义”的尾巴。

既然他们露出来了，我们就帮他们拽住，示众，然后剪掉它。

至于那些芬兰议员，让他们继续做鬼脸吧。历史会记住他们这副尊容——一群试图用做鬼脸来吓唬巨龙的小丑，最终只能活在笑话里。毕竟，当他们在嘲笑“蒙古人种”的时候，他们往上数八代祖宗的棺材板，恐怕都要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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